習近平強調共同富裕,希望回歸中共初心
https://cn.wsj.com/articles/%E7%BF%92%E8...1629358206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暗示,將實施力度更大的計劃來促進社會公平,力圖為中國共產黨的持續執政夯實民眾基礎。
在過去40年裡,中國將推動經濟增長作為了第一要務。現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暗示,將實施力度更大的計劃來促進社會公平,力圖為中國共產黨的持續執政夯實民眾基礎。
「共同富裕」的說法就體現了這一理念。中國的各種場合都出現了這一流行語,包括公開講話、國有媒體的報導和學校等,甚至還出現在馬雲(Jack Ma)等最近受到監管衝擊的商界領袖的表態中。
與中共的許多口號一樣,「共同富裕」的具體含義尚不明確。但政府官員和追蹤這一口號使用情況的分析人士稱,這個口號旨在傳達一種理念,那就是中共領導人將回歸幫助工人和弱勢群體的建黨初衷,而且,為了解決社會不公,必要時會限制資本家階層的收入。
在周二召開的一次重要金融和經濟問題會議上,習近平表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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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提「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 , 大型私企或成為中國貧富不均的「替罪羊」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8265470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提出「共同富裕」時稱,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 講話一齣一片嘩然。
有分析認為,中國當局所謂的"共同富裕"意在鞏固社會底層民眾對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支持,而下一步或向大型私企開刀,通過「綁架式」慈善助當局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政治學教授夏明在BBC中文的訪問中形容,共同富裕是一種「兜底」的方式,即「讓那些重新要返貧的人不至於完全墮入沒法挽救的境地,最後成為社會動亂的根源。」 但夏明教授認為,反全球化和高企的家庭債務導致中國經濟處於目前非常艱難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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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還是殺雞取卵?
在過去半年多時間裏,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反壟斷等議題是中共應對經濟工作的重點。監管之手從互聯網企業伸向到其他行業。網約車巨頭滴滴出行、食品外賣平台美團,以及教育培訓公司新東方等大型民營企業紛紛遭到整肅,引發了巨大的市場波動。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騰訊也難逃規管,旗下社交媒體軟件微信罕見地遭到民事公益起訴。
在8月17日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 中共強調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
本周三(8月18日)公布的一份會議紀要還稱,要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
「共同富裕」一詞在中國去年宣佈成功減貧之後,開始廣泛出現。過去40年的快速經濟發展讓中國大部分人擺脫了貧困,但貧富差距依然嚴重。新冠疫情的出現更拉大了這種差距。疫情幾乎沒有影響到中國上層階級的收入,但下層階級的工資卻停滯不前,甚至下降。
儘管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近年仍在0.46到0.47較高位徘徊。 根據中國經濟學家任澤平的研究,中國高低收入比的均值為10.64,處於在世界中等偏高水平。
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國獨立學者分析稱,中國當局嚴苛的清零抗疫政策是導致絶對貧困階級擴大的重要原因,包括對人口流動的限製造成底層人民就業困難。「但北京高層不願意自我檢討,反而把目標指向了在疫情期間財富增加的商界新貴,」 他說。 他認為,北京本可以通過對中小企業和國營企業增加補貼來減緩貧富差距。
這位居住在北京的學者認為,中共在今年年初宣佈實現脫貧,中國進入小康社會以後,意識到貧富分化在過去一年半的疫情中加速擴大,而以課外培訓教育為代表的新興行業在疫情中獲利,其市場的擴充幾乎與貧富差距擴大是同步的,遭遇監管重手。
夏明教授認為,中國經濟目前處於非常艱難的處境。一方面由於中國出現反全球化傾向,另一方面是中國金融存在不少家庭債務,許多家庭包括農村家庭利用金融寬鬆政策進行貸款,或舉債炒房,同時參與了許多影子銀行的投資活動。
「這導致許多家庭面臨破產的風險,意味著許多貧窮人口會重新返貧,甚至中產階級也面臨返貧的風險。」夏明說。
對於如何減緩貧富差距,近日的高層會議透露,中國將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凖性。 然而,具體措施依然模糊。一些分析認為,有跡象顯示當局將加大力度監管大型私人企業,防止這些企業將資產轉移到國外。
這部分解釋了上個月滴滴出行在赴美上市後遭遇網絡安全審查,隨後中國網信辦發佈《網絡安全審查辦法》,擬要求擁有超過10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運營商在赴國外上市時,必須向相關機構申報有關網絡安全的審查。
不過,這些做法也存在風險。夏明教授說,「如果企業家投資乏力,企業擴張緩慢,不再繼續創造就業,也不再擴展財富創造,那麼從長遠來看,目前所謂的共同富裕政策就會變成殺雞取卵,我覺得是很危險的。」
」三次分配「還是脅迫慈善?
對於如何達致共同富裕,習近平在會議上提出「三次分配」的說法,外界擔心中共將以「脅迫」慈善的手段減緩貧富差距。
會議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經濟制度中的分配是指將一定時期內創造的國民收入,按一定方式在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分配,形成流量的收入分配格局和存量的財產分配格局。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曾提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的「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側重公平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重支出等進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過自願捐贈而進行的分配。
「三次分配」的說法並非第一次在中央政策中出現。在2019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首次明確了「第三次分配」為收入分配製度體系的重要組成,確立慈善等公益事業在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分析認為,「第三次分配」本來意味著個人和企業受到道德感召而把一部分可支配收入捐贈出去,但在中國的體制下,企業將在政策的驅使下被迫做慈善。
前述獨立學者指出, 中國慈善的意義與美國19世紀出現的慈善有所不同。西方強調財富是福音,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避免因貧富差距擴大造成的階級矛盾加劇;而中國的新興階層沒有道德負擔,他們所面臨的壓力來自國家對於貧富差距帶來社會動蕩的擔憂。
「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干預越來越強,經濟控制的跡象和趨勢越來越強,」他說。他認為,中國的企業家在中國底層民眾對貧富擴大的不滿,中美關係緊張,以及全球化在中國受到不信任的情況下,「成為替罪羊」。
他還說,鑒於中國公民社會在過去幾年受到嚴重打壓,完全獨立運作的NGO幾乎已經不存在,預計大型企業捐贈的對象大部分是政府扶持的基金會和NGO。
夏明教授認為,與西方國家對待企業做慈善的方式不同,中國最終會抑制企業在社會發揮靈活作用,避免他們凝聚成一股公民社會力量。
該中共會議結束後僅僅一天,騰訊就開始響應高層的指示。8月18日,騰訊宣佈再次增加500億元資金,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稱將結合自身的數字和科技能力,在諸如鄉村振興、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層醫療體系完善、教育均衡發展等民生領域提供持續助力。
習近平強調共同富裕 「三次分配」能助大陸減少貧富差距?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5688356
習近平8月17日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會議指出應「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其中「三次分配」的提法在中國國內引起了關注和議論。根據中國媒體的引述,這一概念出自經濟學家厲以寧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一書。「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顧效率和公平原則,側重公平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等這一收一支所進行的再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過個人資源捐贈而進行的分配。」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蘇京春本周在新浪財經專欄撰文解釋,「所謂第三次分配,就是個人和企業出於自願,在習慣、道德以及機制的影響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贈出去,主要內容是慈善捐贈,形式可以呈現出社會所需的多樣化,但最終結果是通過收入階層中的富裕人群資金流向相對貧困人群而實現社會收入轉移,以此來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補充。」
文章指出,中國初次收入分配導致了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再分配雖然起到了一定的調節作用,但是力度還很不夠,亟需以企業和個人為參與主體的第三次分配來幫助實現縮小收入差距的目標。
「象徵性政策」
中國經濟研究學者、德國維爾茨堡大學漢學系教授費多麗(Doris Fischer)說,就她所知「第三次分配」是一個僅在中國論著中出現的說法。她對德國之聲表示,分配不公在中國並非新問題,而新冠疫情甚至加劇了這一現象。這一不公與中共的意識形態基礎是矛盾的。「中國政府試圖通過建立社會保障系統,即所謂的二次分配來緩解這一矛盾,並用人人都可以實現社會進階的『中國夢』來予以粉飾。但現在看來,習近平認為這些還不夠。」
數十年來,中國企業和富豪對社會的慈善捐助並非乏善可陳。不過近期一些企業似乎還是感到了 「三次分配」的壓力。本周中央會議的新聞剛發布,騰訊就宣布再次增加500億元資金,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在諸如鄉村振興、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層醫療體系完善、教育均衡發展等民生領域提供持續幫助。在四個月內,騰訊已規劃投入1000億元資金。
費多麗認為,如果對共同富裕的呼籲僅滿足於一些超級富豪和成功企業參與捐助或慈善項目,那這不過是象徵性的政策,也不會讓富人真的受到實質性沖擊。不過看來官方所謂的 「三次分配」將成為中國社會福利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
財政專家蘇京春在文章中列出了中國在 「三次分配」方面存在的問題:第一,慈善機構籌款能力仍有提升空間,第三次分配力度還有待提升;第二,參與第三次分配的主體仍然以企業為主,個人積極性仍有調動空間;第三,第三次分配關注的領域較為傳統,對「大慈善」領域的關注仍不足;第四,尚未開徵遺產和贈與稅,第三次分配開展缺乏持續資金基礎。
致富還光榮嗎?
費多麗則指出另一個值得注意之處:三次分配的運作機制不同於二次分配,捐助和善款的出資方一般對款項的使用目的是擁有發言權的。「通過社會保障和稅收來實施的福利項目,基於普遍適用的規則,理論上所有適用範圍內的人均可獲益。因此,企業和富豪更很願意以參與『三次分配』來表明自己承擔了社會責任,而不是繳納更高的稅賦,因為在前者,他們可以對資金的使用施加影響。」
當然, 「三次分配」只是中國政府為解決分配不公問題準備的槓桿之一,政府能更直接調控的仍是包括稅收、社保的「再分配」環節。中央財經委的會議指出,政府的目標是「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准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有關領導層強調,「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
長期關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費多麗還提到另一個問題:什麼是一個社會可以普遍接受的收入、資產和財富?「在中國是否會引發一場有關討論,是個有意思的問題。」費多麗說,迄今為止,大多數中國人並沒有將擁有財富視為一種應該批判的現象,「但如果『致富』被一概至於懷疑之下,不再是政府所希望的,那將對中國經濟、對企業承擔經營風險的積極性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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