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3-2021, 06:16 PM
【政策分析】警員假證供損司法公正 有一「絕招」可收阻嚇力？
https://www.hk01.com/%E6%94%BF%E6%83%85/...7%E5%8A%9B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周三（7月8日）回應立法會議員譚文豪的提問時，指出過去5年間，有兩名警務人員因被法庭質疑其證供的可信性而被紀律處分。不過從答案可見，處罰都比較輕，其中一名人員被發出「輕微違紀行為」報告，另一人則經紀律聆訊後被判處「譴責」的懲罰。
反修例運動至今一年多，警方拘捕近萬人，被起訴者近二千人。然而部分案件審訊期間，多次傳出有警務人員被法庭證實供詞前後矛盾、說法和片段不一致等情況，屢次遭裁判官或法官嚴厲批評。
公職人員於法庭作假證供，會打擊整個司法制度的公信力，同時引起社會關注，在現行制度之下，警務人員供詞不實，是否毋須承擔相應責任。就此，美國有一項相關制度，被稱為「不誠實警員資料庫」，或可收阻嚇作用，值得香港參考。
為何警務人員證供屢遭批評不可信?
警察的責任是防止罪案，一旦出現違法行為時作出拘捕、調查、徵詢律政司意見後落案起訴。不過當社會出現亂局時，往往容易給人一種觀察，部分警員有可能為求盡快平亂，採取「寧枉勿縱」的做法，傾向認為疑犯有罪，造成不公。但與此同時，警察一般又會是刑事案件的證人，而現行法庭審理案件時，又會傾向信納公職人員的供詞，很多時反過來需要被告找證據自證清白。由此，公眾難免擔心，會否因而衍生眾多冤假錯案?
例如2016年旺角騷亂，一名公民記者被警察拘捕後控以暴動罪，警察作供期間聲稱被告擲磚。但裁判官質疑警員根本沒有看見被告拾磚，當時混亂情況下也難以肯定掟磚的人是被告。最後陳姓被告脫罪，他質疑相關警察誣告、作假證供，令其白白承受長時間精神壓力。
於去年至今的修例風波，同類案例不乏例子。例如部分涉及襲警、暴動的案件，多次有警務人員供詞出現前後矛盾、懷疑虛構或誇大證供的問題，受裁判官或法官指出問題及嚴厲批評。部分案件甚至有可能不是單純的「記錯細節」，例如警察作供稱受被告襲擊，但片段證明是該警察自行跌倒。上述案件中，警務人員被指有作假證供嫌疑。
在這類案件，即使最終法庭判被告無罪或是控方撤控，被告在冗長司法程序中，都可能已承受龐大精神和家庭壓力、被僱主解僱、花去律師費用，甚至被錯誤還柙一段時間。
李家超在周三的答問中聲稱，政府沒有備存相關案件的數字。不過一來反修例案件陸續上庭審理，當社會持續見到警務人員供詞不實，已足以損害警隊形象；二來這類冤假錯案，一宗也嫌多。
現行制度被質疑「鼓勵」假證供
針對以上問題，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於2016年6月曾向時任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提問，指當法庭證實警務人員作假證供時，有否施加懲處。
黎棟國的回應是，警務人員在法庭上提供的證供必須經過宣誓，是其信納為真確無訛。就故意作假證供而言，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31條，宣誓下作假證供一經定罪，可判處監禁七年及罰款；如法庭認為有表面證據顯示有證人（包括警務人員）作假證供，可把個案轉介給律政司跟進；若法官認為警務人員在庭上給予的口供不可信，可建議律政司將案件轉介警務處投訴警察課跟進。李家超周三回應的內容，和黎棟國4年前的答案幾乎完全一樣。
但現實上，目前投訴警察制度被批評為「自己人查自己人」，警察掌握所有調查的權力。如警察不積極主動調查，監警會亦無從覆核；律政司拿不到證據，檢控個別警察更加無從談起。所以在制度保護下，即使發現個別警務人員作假證供，亦未必能予以適度的懲治。根據監警會年報，過去5年警務人員因「捏造證據」被投訴，最終「獲證明屬實」或「未經舉報但證明屬實」的個案為零，與公眾觀感有頗大差距。
於是，人權組織、民間經常提出一個質疑：如果警務人員作假證供，成功令被告入罪則可領功，即使被證實說謊亦沒有後果，這制度可能是反過來鼓勵他們作失實陳述，務求「鋤死」被告，因代價為零。
當然，證供出現問題，未必百分百等同證人刻意誤導法院。但當有明確證據指出警務人員的證詞屬虛構時，一個有阻嚇力的懲處，至少可令其他作供的警務人員有所警戒，不敢亂來。現時美國法律制度中有一項安排，相當值得香港參考。
美國制度安排：紀錄誠信有問題的執法人員
美國近月的反警暴示威浪潮中，本港深藍陣營流行一個比較，指「美國警察更暴力」。不過有一點是更值得大家留意的：美國對於涉嫌違規警員的處理，比香港嚴格得多。其中針對執法人員的操守問題，當地有一項名為「Brady Rule」（布雷迪規則，暫譯）的做法。
簡言之，此制度的大原則是「證據開示」。檢控方在作出檢控時，必須向辯方透露所有有可能對辯方有利的證據，否則裁決的可信度可被質疑。這個制度的好處，是避免執法者、檢控方由於過分希望被告入罪，刻意掩蓋一些對辯方有利的證據，影響審訊公正性。
其中，有部分州、城市的檢控部門會自行或與執法機關合作，擬定一份「布雷迪名單」（Brady List），專門紀錄不誠實執法人員名單及其行為。跟進措施各有不同，部分州、市不會即時作懲處，只會讓法庭在判案時增加一個考慮因素，影響其作供的可信度；有部分地方較為嚴格，被證實不誠實的執法人員可能升遷會受影響甚至被撤職。
此制度執行上，至今仍有一些局限。例如部分檢察官仍會以各種理由拒絕開示部分證據、提早開示證據可能令某些案件相關人士面對人身安全威脅等。但畢竟沒有制度是完美，這項法律原則，可為被告提供法律上的保護，並對執法人員的誠信有所要求
譚文豪倡ICAC成立專隊 規管執法人員誠信操守
譚文豪接受查詢時進一步指出，警察享有極大公權力，因此警察的誠信對法律制度影響十分大。在反修例相關案件中，確實有警務人員的證供被法庭斥為「誇張失實」、「前後矛盾」，最後卻不了了之，相關警察未有負上代價。
他建議，香港先參照美國的做法，規管一些誠信有不良紀錄的執法人員；長遠而言，可於廉政公署成立專隊處理執法人員的法律操守、誠信問題，確保作假證供的人員受到適當的懲治，如降職、撤職、刑事檢控等，不能只是「訓斥」了事。
嚴管執法者法律操守 保司法制度聲譽
警隊是香港最重要的執法部門。正因如此，我們需要對警務人員自身的法律操守有比其他人更高的要求，方可確保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冤案和暴力事件一樣，一宗都嫌多，倘若因個別警察的供詞不實，製造出更多冤獄，或是為無辜人士製造不必要的困擾，這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所應容忍。
正所謂「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負責」。同理，用假證供將「無犯法」說成「有犯法」，同樣是一種罪，也要嚴肅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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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周三（7月8日）回應立法會議員譚文豪的提問時，指出過去5年間，有兩名警務人員因被法庭質疑其證供的可信性而被紀律處分。不過從答案可見，處罰都比較輕，其中一名人員被發出「輕微違紀行為」報告，另一人則經紀律聆訊後被判處「譴責」的懲罰。
反修例運動至今一年多，警方拘捕近萬人，被起訴者近二千人。然而部分案件審訊期間，多次傳出有警務人員被法庭證實供詞前後矛盾、說法和片段不一致等情況，屢次遭裁判官或法官嚴厲批評。
公職人員於法庭作假證供，會打擊整個司法制度的公信力，同時引起社會關注，在現行制度之下，警務人員供詞不實，是否毋須承擔相應責任。就此，美國有一項相關制度，被稱為「不誠實警員資料庫」，或可收阻嚇作用，值得香港參考。
為何警務人員證供屢遭批評不可信?
警察的責任是防止罪案，一旦出現違法行為時作出拘捕、調查、徵詢律政司意見後落案起訴。不過當社會出現亂局時，往往容易給人一種觀察，部分警員有可能為求盡快平亂，採取「寧枉勿縱」的做法，傾向認為疑犯有罪，造成不公。但與此同時，警察一般又會是刑事案件的證人，而現行法庭審理案件時，又會傾向信納公職人員的供詞，很多時反過來需要被告找證據自證清白。由此，公眾難免擔心，會否因而衍生眾多冤假錯案?
例如2016年旺角騷亂，一名公民記者被警察拘捕後控以暴動罪，警察作供期間聲稱被告擲磚。但裁判官質疑警員根本沒有看見被告拾磚，當時混亂情況下也難以肯定掟磚的人是被告。最後陳姓被告脫罪，他質疑相關警察誣告、作假證供，令其白白承受長時間精神壓力。
於去年至今的修例風波，同類案例不乏例子。例如部分涉及襲警、暴動的案件，多次有警務人員供詞出現前後矛盾、懷疑虛構或誇大證供的問題，受裁判官或法官指出問題及嚴厲批評。部分案件甚至有可能不是單純的「記錯細節」，例如警察作供稱受被告襲擊，但片段證明是該警察自行跌倒。上述案件中，警務人員被指有作假證供嫌疑。
在這類案件，即使最終法庭判被告無罪或是控方撤控，被告在冗長司法程序中，都可能已承受龐大精神和家庭壓力、被僱主解僱、花去律師費用，甚至被錯誤還柙一段時間。
李家超在周三的答問中聲稱，政府沒有備存相關案件的數字。不過一來反修例案件陸續上庭審理，當社會持續見到警務人員供詞不實，已足以損害警隊形象；二來這類冤假錯案，一宗也嫌多。
現行制度被質疑「鼓勵」假證供
針對以上問題，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於2016年6月曾向時任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提問，指當法庭證實警務人員作假證供時，有否施加懲處。
黎棟國的回應是，警務人員在法庭上提供的證供必須經過宣誓，是其信納為真確無訛。就故意作假證供而言，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31條，宣誓下作假證供一經定罪，可判處監禁七年及罰款；如法庭認為有表面證據顯示有證人（包括警務人員）作假證供，可把個案轉介給律政司跟進；若法官認為警務人員在庭上給予的口供不可信，可建議律政司將案件轉介警務處投訴警察課跟進。李家超周三回應的內容，和黎棟國4年前的答案幾乎完全一樣。
但現實上，目前投訴警察制度被批評為「自己人查自己人」，警察掌握所有調查的權力。如警察不積極主動調查，監警會亦無從覆核；律政司拿不到證據，檢控個別警察更加無從談起。所以在制度保護下，即使發現個別警務人員作假證供，亦未必能予以適度的懲治。根據監警會年報，過去5年警務人員因「捏造證據」被投訴，最終「獲證明屬實」或「未經舉報但證明屬實」的個案為零，與公眾觀感有頗大差距。
於是，人權組織、民間經常提出一個質疑：如果警務人員作假證供，成功令被告入罪則可領功，即使被證實說謊亦沒有後果，這制度可能是反過來鼓勵他們作失實陳述，務求「鋤死」被告，因代價為零。
當然，證供出現問題，未必百分百等同證人刻意誤導法院。但當有明確證據指出警務人員的證詞屬虛構時，一個有阻嚇力的懲處，至少可令其他作供的警務人員有所警戒，不敢亂來。現時美國法律制度中有一項安排，相當值得香港參考。
美國制度安排：紀錄誠信有問題的執法人員
美國近月的反警暴示威浪潮中，本港深藍陣營流行一個比較，指「美國警察更暴力」。不過有一點是更值得大家留意的：美國對於涉嫌違規警員的處理，比香港嚴格得多。其中針對執法人員的操守問題，當地有一項名為「Brady Rule」（布雷迪規則，暫譯）的做法。
簡言之，此制度的大原則是「證據開示」。檢控方在作出檢控時，必須向辯方透露所有有可能對辯方有利的證據，否則裁決的可信度可被質疑。這個制度的好處，是避免執法者、檢控方由於過分希望被告入罪，刻意掩蓋一些對辯方有利的證據，影響審訊公正性。
其中，有部分州、城市的檢控部門會自行或與執法機關合作，擬定一份「布雷迪名單」（Brady List），專門紀錄不誠實執法人員名單及其行為。跟進措施各有不同，部分州、市不會即時作懲處，只會讓法庭在判案時增加一個考慮因素，影響其作供的可信度；有部分地方較為嚴格，被證實不誠實的執法人員可能升遷會受影響甚至被撤職。
此制度執行上，至今仍有一些局限。例如部分檢察官仍會以各種理由拒絕開示部分證據、提早開示證據可能令某些案件相關人士面對人身安全威脅等。但畢竟沒有制度是完美，這項法律原則，可為被告提供法律上的保護，並對執法人員的誠信有所要求
譚文豪倡ICAC成立專隊 規管執法人員誠信操守
譚文豪接受查詢時進一步指出，警察享有極大公權力，因此警察的誠信對法律制度影響十分大。在反修例相關案件中，確實有警務人員的證供被法庭斥為「誇張失實」、「前後矛盾」，最後卻不了了之，相關警察未有負上代價。
他建議，香港先參照美國的做法，規管一些誠信有不良紀錄的執法人員；長遠而言，可於廉政公署成立專隊處理執法人員的法律操守、誠信問題，確保作假證供的人員受到適當的懲治，如降職、撤職、刑事檢控等，不能只是「訓斥」了事。
嚴管執法者法律操守 保司法制度聲譽
警隊是香港最重要的執法部門。正因如此，我們需要對警務人員自身的法律操守有比其他人更高的要求，方可確保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冤案和暴力事件一樣，一宗都嫌多，倘若因個別警察的供詞不實，製造出更多冤獄，或是為無辜人士製造不必要的困擾，這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所應容忍。
正所謂「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負責」。同理，用假證供將「無犯法」說成「有犯法」，同樣是一種罪，也要嚴肅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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