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3-2010, 06:07 AM
http://www.chinaelections.com/NewsInfo.asp?NewsID=4498
“上访”是当今“有中国特色”的大难题。各级党政、司法机构都设立信访接待部门的做法，各地上访者络绎於路途，拥挤於官衙的景观，乃至派生出的“越级上访”“专业上访”“截访”等等名词，以及无日无之、愈演愈烈的对上访者封锁和反封锁、追捕与反追捕的事件……此景有中国有，走遍世上都难逢。
这样的“中国特色”，对於国号上有“人民”字样，正在宣称“和平崛起”的中国，自然不是什麽值得自豪和夸耀的光彩事，相反，“上访”让政府与民众都深以为虑。上访制度的设立，本意是要解决问题，但它造成的问题反倒比解决的问题更多，自己就变成了问题。有人说：上访似乎成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死结”。读者要看看本期多维时报刊出的作家廖亦武的长篇寻访特写，看看他们拍摄的那些求告无门的绝望脸庞的照片，都不能不震惊离天安门一箭之遥处就有这麽大一片上访村贫民窟，不能不对上访者的生存困境深怀同情，不能不追问谁该为他们的悲惨境遇负责，不能不思考如何从根本上消除这样可怕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法律明文规定，民众上访是一种合法权利。但是正如中国的其它公民权利，纸面上有的和实际上有的，天差地别。所以我们看到一种奇特的对比：一方面党政机构设有信访接待室，另一方面又对上访者森严壁垒，围追堵截，“截访”的公然就是官府授命，甚至就是执法人员，甚至就在信访机构的门口。
而从民众方面来说，则是另一种奇特的对比：明明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央信访机构，每年接待和上访人群、信件不下百万，国家信访局承认80％是有理的，问题得到解决的还不到1％，还因此而遭受迫害2004年社科院信访调查报告的数据就显示：上访者中有55.4％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53.6％的人因上访被干部指使黑势力打击报复。上访者面对这麽渺茫的成功希望，冒着这麽巨大的风险，却还是要前赴後继地去省城、去京华。
不论当局设立信访制度的初衷如何，它都已经沦为了误导民众、违反法治、增大社会成本、激化社会矛盾的方式，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检讨。
这种信访制度，引导民众将伸张正义、维护权利的希望寄托在政治权力、甚至寄托在某位领导人表态下令上，且不说领导人对来信来访的批示正确与否，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以权力代替司法、以权力干预经济，有违“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等等承诺。领导人这类批示，左一个“要认真研究”右一个“要严肃查处”，多数是空话，并无实效；而少数对具体事件有效的，反而对“依法治国”的大目标有害。
这种信访制度，并不能真正解决民众的难题。如果说封建时代民众拦轿告状、击鼓鸣冤，盼望青天大老爷锄恶扶弱，固然打下人治的印记，但毕竟投诉对象还是实权者；而现在的中国政府却将投诉推给毫无实权的的信访办公室，信访人员的作用，是听取民众反映情况，然後上交或者转送，而无权直接处理。信访接待，反而成为了政府拖延推诿的手段。
这种信访制度，将上访者置於不停底申诉乞求的地位，给予他们的，是一个虚幻的希望。但是为了这一希望，大量上访者疲於奔命，妻离子散，甚至陷入绝境，其精神所受到的伤害更是外人难以想像。难怪有些上访民众会说“上访就是一个大骗局”。在他们一次次希望破灭之後，他们心中积聚增长的将是什麽？
或许有人会说，任何国家在转型中，都会有因各种原因被抛到边缘、沉到底层的牺牲者，上访者毕竟是极少数，就说北京的上访村吧，人数逾万，不也占不到中国人口的十万分之一吗？此说欠妥。北京上访村是冰山露於水面的一角，是寻求真相的人去顽强揭示於世的，其它各省、各市还有多少没有揭示出来的？这个数量本来就相当惊人，而这种上访现象所寓含的信号，更不能等闲视之。
在日益增多的集体上访者中，以下列三类权利受害者居多：一是国有企业被强迫买断工龄的工人，二是被强占土地的农民，三是被强拆房屋又得不到合理补偿的城市居民。这三大类涉及几亿人的公民权利遭到的侵害，都是在过去几年内迅速形成的。人们大规模上访，说明了当今中国，各地官员和利益集团勾结起来侵犯民众权益，矛盾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说明了基层党政机构在民众心目中的信誉塌方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还说明了民众寻求利益表达、心声宣泄的愿望到了何等强烈的程度。上访与其说是希望官府主持公道，不如说是向社会发出不平之鸣，用这种方式来集体抗争。
中国政府对上访问题的实质和根源并非一无所知。官方在“信访条例”和各种文件中，也不是没有对各级机构要求“依法行政”，“从源头上减少因侵害群众利益引发的信访”。但是仅仅根据中国信访当局提供的数据，我们就可以断定，上访不是解决民众权益受侵害的好办法。要官员提高觉悟，健全完善现有的上访制度云云，都说得到，做不到。废除误导民众的上访制度，代之以引导公民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才是从根本上平息上访潮的当务之急，更是让中国的社会能够相对平稳过渡的治本之策。
“上访”是当今“有中国特色”的大难题。各级党政、司法机构都设立信访接待部门的做法，各地上访者络绎於路途，拥挤於官衙的景观，乃至派生出的“越级上访”“专业上访”“截访”等等名词，以及无日无之、愈演愈烈的对上访者封锁和反封锁、追捕与反追捕的事件……此景有中国有，走遍世上都难逢。
这样的“中国特色”，对於国号上有“人民”字样，正在宣称“和平崛起”的中国，自然不是什麽值得自豪和夸耀的光彩事，相反，“上访”让政府与民众都深以为虑。上访制度的设立，本意是要解决问题，但它造成的问题反倒比解决的问题更多，自己就变成了问题。有人说：上访似乎成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死结”。读者要看看本期多维时报刊出的作家廖亦武的长篇寻访特写，看看他们拍摄的那些求告无门的绝望脸庞的照片，都不能不震惊离天安门一箭之遥处就有这麽大一片上访村贫民窟，不能不对上访者的生存困境深怀同情，不能不追问谁该为他们的悲惨境遇负责，不能不思考如何从根本上消除这样可怕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法律明文规定，民众上访是一种合法权利。但是正如中国的其它公民权利，纸面上有的和实际上有的，天差地别。所以我们看到一种奇特的对比：一方面党政机构设有信访接待室，另一方面又对上访者森严壁垒，围追堵截，“截访”的公然就是官府授命，甚至就是执法人员，甚至就在信访机构的门口。
而从民众方面来说，则是另一种奇特的对比：明明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央信访机构，每年接待和上访人群、信件不下百万，国家信访局承认80％是有理的，问题得到解决的还不到1％，还因此而遭受迫害2004年社科院信访调查报告的数据就显示：上访者中有55.4％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53.6％的人因上访被干部指使黑势力打击报复。上访者面对这麽渺茫的成功希望，冒着这麽巨大的风险，却还是要前赴後继地去省城、去京华。
不论当局设立信访制度的初衷如何，它都已经沦为了误导民众、违反法治、增大社会成本、激化社会矛盾的方式，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检讨。
这种信访制度，引导民众将伸张正义、维护权利的希望寄托在政治权力、甚至寄托在某位领导人表态下令上，且不说领导人对来信来访的批示正确与否，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以权力代替司法、以权力干预经济，有违“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等等承诺。领导人这类批示，左一个“要认真研究”右一个“要严肃查处”，多数是空话，并无实效；而少数对具体事件有效的，反而对“依法治国”的大目标有害。
这种信访制度，并不能真正解决民众的难题。如果说封建时代民众拦轿告状、击鼓鸣冤，盼望青天大老爷锄恶扶弱，固然打下人治的印记，但毕竟投诉对象还是实权者；而现在的中国政府却将投诉推给毫无实权的的信访办公室，信访人员的作用，是听取民众反映情况，然後上交或者转送，而无权直接处理。信访接待，反而成为了政府拖延推诿的手段。
这种信访制度，将上访者置於不停底申诉乞求的地位，给予他们的，是一个虚幻的希望。但是为了这一希望，大量上访者疲於奔命，妻离子散，甚至陷入绝境，其精神所受到的伤害更是外人难以想像。难怪有些上访民众会说“上访就是一个大骗局”。在他们一次次希望破灭之後，他们心中积聚增长的将是什麽？
或许有人会说，任何国家在转型中，都会有因各种原因被抛到边缘、沉到底层的牺牲者，上访者毕竟是极少数，就说北京的上访村吧，人数逾万，不也占不到中国人口的十万分之一吗？此说欠妥。北京上访村是冰山露於水面的一角，是寻求真相的人去顽强揭示於世的，其它各省、各市还有多少没有揭示出来的？这个数量本来就相当惊人，而这种上访现象所寓含的信号，更不能等闲视之。
在日益增多的集体上访者中，以下列三类权利受害者居多：一是国有企业被强迫买断工龄的工人，二是被强占土地的农民，三是被强拆房屋又得不到合理补偿的城市居民。这三大类涉及几亿人的公民权利遭到的侵害，都是在过去几年内迅速形成的。人们大规模上访，说明了当今中国，各地官员和利益集团勾结起来侵犯民众权益，矛盾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说明了基层党政机构在民众心目中的信誉塌方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还说明了民众寻求利益表达、心声宣泄的愿望到了何等强烈的程度。上访与其说是希望官府主持公道，不如说是向社会发出不平之鸣，用这种方式来集体抗争。
中国政府对上访问题的实质和根源并非一无所知。官方在“信访条例”和各种文件中，也不是没有对各级机构要求“依法行政”，“从源头上减少因侵害群众利益引发的信访”。但是仅仅根据中国信访当局提供的数据，我们就可以断定，上访不是解决民众权益受侵害的好办法。要官员提高觉悟，健全完善现有的上访制度云云，都说得到，做不到。废除误导民众的上访制度，代之以引导公民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才是从根本上平息上访潮的当务之急，更是让中国的社会能够相对平稳过渡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