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0-2021, 05:04 PM
新冠病毒「實驗室洩漏說」背後真正的醜聞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10602/...y/zh-hant/
如果新冠疫情最終被證實是由中國武漢一家實驗室的洩漏引起的，這將成為歷史上最大的科學醜聞之一：危險的研究，可能涉及道德上存疑的技術使病毒更加危險，在保障不足的設施中進行，被一個更關心宣傳而不是人命的政權殘暴地掩蓋，給整個世界造成了災難。
但是這個尚未證實的可能醜聞掩蓋了一個依然有待消化的真正醜聞。
我指的是太多媒體守門人（既有社交網路也有主流媒體）長期拒絕認真對待實驗室洩漏理論。其原因——嚴重的黨派之爭和輕信的報導——以及它所施用的方法——審查和中傷——提醒我們，有時科學最具破壞性的敵人可能是那些聲稱以科學的名義說話的人。
讓我們回到去年2月，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等人開始指出一組令人不安的事實：一場大流行起源於一個中國城市，就在這個城市裡，一個實驗室正在對蝙蝠病毒進行尖端實驗，這是一個奇怪的巧合；一些最初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並沒有接觸據信是疫情發源地的食品市場，這樣的報告令人不安；中國政府撒謊，妨礙了自己的危機應對 ，這是事實。不管你怎麼看這位阿肯色州共和黨人，這些都是合理的觀察結果，值得進行公正的調查。
自由主義精英圈的普遍反應是什麼？《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一名記者稱其為「被專家反覆質疑」的「邊緣理論」。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指責科頓「推動新冠病毒可能在武漢的一個實驗室製造的不實說法」，煽動一場「信息流行病」。Vox的一名作者說，這是一個 "危險的陰謀論"，是 「以經常胡說八道（以及抨擊中國）」而聞名的保守派提出的。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但媒體敘事的總體形態是清晰的。一方是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等機構的專家：博學、廉潔、權威、高貴。另一方則是一群右翼粗人，他們在推動一個帶有排外色彩的可笑幻想，目的是轉移人們對川普政府處理危機不當的注意力。
然而，這種敘事當中的漏洞比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的嘴巴還大。
認為病毒可能是從武漢研究所逃逸的，是不是很令人震驚？如果你聽了演化生物學家布雷特·溫斯坦(Bret Weinstein)對「實驗室洩漏假說」耐心、清晰、極具科學性的解釋，你就不會這麼認為了——這是他近一年前在絕對非主流的喬·羅根(Joe Rogan)播客上發表的。
2020年2月，《柳葉刀》(The Lancet)上發表了一封由27名科學家簽名的信，強烈堅持新冠病毒的「自然來源」，科學記者接受它的權威性是否明智？如果那些記者們探究了這封信的主要作者與武漢實驗室之間的關係，就不會這樣了。這種關係是科學作家尼古拉斯·韋德(Nicholas Wade)在《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上發表的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中指出的，這一事實幾個月來已經為公眾所知。
Facebook今年2月在其平台上禁止了實驗室洩漏理論，而一直充當中國政權宣傳喉舌的世界衛生組織是否應該成為Facebook上關於新冠病毒「虛假信息」的權威？如果像Facebook這樣的公司的目標是讓世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在模仿中國政府的非自由主義方法的同時為其虛假信息洗白，那就不應該是這樣。
值得讚揚的是，Facebook上週改變了立場。新聞機構正在悄悄地糾正（或偷偷編輯）去年的輕視性報導，有時會使用武漢實驗室工作人員在2019年秋季感染類似新冠病毒病的新信息作為遮羞布。公共衛生界正在重新審視它的新冠病毒起源故事。
但即使是現在，人們也能清楚地感覺到，有一群獨立的頭腦在努力工作。如果「實驗室洩漏」理論最終得到了應有的尊重關注，那主要是因為喬·拜登授權進行調查，而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承認對自然起源的說法存在懷疑。換句話說，正確的總統和正確的公共衛生專家為一定的調查路線提供了支持。
然而，實驗室洩漏理論無論是否被證明為正確，卻從來是可信的。即使湯姆·科頓相信它。即使科學「共識」懷疑它。即使那些很少需要藉口的偏執狂們也會從中得出偏執的結論。
好的新聞報導就像好的科學一樣，應該遵循證據，而不是故事。它應該像重視卓越的權威一樣重視聰明的牛虻。它絕不應該把誠實的分歧視為道德異端。
如果有人想知道，為什麼那麼多人對公共衛生官員和科學記者的聲明如此敵視，應該從這個故事中得出適當的結論。在向公眾宣講錯誤信息的危害時，最好不要自己去兜售它。
為什麼不該忽視新冠病毒「實驗室洩漏說」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10531/...d/zh-hant/
「長遠賭局」(Long Bets)網站是一個預言家通過真實賭注（或者至少是收益捐贈慈善機構）來測試其能力的網站，以擔憂世界末日著稱的英國天體物理學家馬丁·裡斯(Martin Rees)和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以高度樂觀聞名的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上面有一個公開的賭局。裡斯要想獲勝，必須證明以下預測是正確的：「在不遲於2020年12月31日開始的六個月內，生物恐怖或生物錯誤將在一次事件中導致100萬人傷亡。」
他們押注的時效是2017至2020年；你會注意到它的時間框架已經過期。然而，這個問題依然懸而未決，西方媒體最終決定嚴肅對待的一個問題尚未得到解決：新冠病毒是意外從武漢病毒學研究所逃逸，還是從蝙蝠或穿山甲身上傳到人類零號病人身上？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所謂的「實驗室洩漏假說」到底有多重要，以及到底被下了多大賭注，這裡有一個答案：裡斯與平克就人類的自我毀滅能力打了400美元的賭。
在我們回到這個賭注代表什麼之前，還有其他答案。上週，隨著拜登政府加大了對新冠病毒來源的調查力度，在媒體上，對實驗室洩漏理論最尖銳的評論來自馬修·伊格萊西亞斯(Matthew Yglesias)和喬納森·查特(Jonathan Chait)等總跟大眾唱反調的自由主義者。他們試圖解釋，為什麼一種間接證據總是成立的理論——疫情暴發地在發現類似病毒的蝙蝠棲息地的1000多英里之外，但與研究冠狀病毒的重要實驗室近在咫尺——一直以來都被主流新聞媒體和Facebook內容警告提供者視為純粹的陰謀。
查特和伊格萊西亞斯的觀點是，這是媒體群體思維的一個案例研究，特別是被假定中立的機構是怎樣越來越多地報導有爭議的問題，正如查特所說，「完全基於他們認為政治行為者會如何使用這個答案。」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實驗室洩密理論很早就與阿肯色州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等共和黨中國問題鷹派人士聯繫在一起，被保守派出版物重視（《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吉姆·傑拉吉[Jim Geraghty]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是一個重要而公正的聲音），並最終被川普政府所採納，因此在報導這個故事的記者和對其發表意見的Twitter專家中，存在自我強化的壓力，把這種可能性歸結為極右翼陰謀論，然後就不去管它了。
從2020-21年的謀殺案激增到最近反猶太主義暴力的上升，類似的壓力是如何在其他領域表現出來，我把這留給讀者自己去思考，記者們可能希望避免對現實的保守派解釋做出讓步。
但是讓我在媒體評論之外提供一個更狹義的補充。在川普時代，主流新聞的一個關鍵變化是衝動地告訴讀者應該怎麼想，以免留下任何模稜兩可的東西，令右翼的煽動趁虛而入。僅僅報導「共和黨政治人士X說了聽起來像陰謀論的事情Y」是不夠的，你還必須以一種曾經被認為是社論的方式，將陰謀論中的事情具體描述為虛假的、或者被揭穿的錯誤信息，以便在易受影響的讀者們腦海裡不留下任何疑問。
我很懷疑這種做法是否達到了預期目的。（有沒有哪個被陰謀論吸引的人，看到主流媒體對陰謀倫的描述之後就不再相信它了？）但即使有時達到了目的，它也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要求人們不帶任何含糊和陰影地去描述越來越多的事情，並對越來越多的右翼主張進行預判。只有當你認為「湯姆·科頓說的話也會有道理」這種事永遠不會發生時，這種預判對一個尋求真理的職業來說才會是一個好的規則。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查特和伊格萊西亞斯都認為，這種媒體批評是我們從新冠病毒起源爭論中可以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我不知道這個假設是否會被證明，」查特在談到實驗室洩漏理論時寫道，「我並不關心，」因為「沒有什麼重要的政策問題取決於答案」。
這似乎是錯誤的。是的，如果我們永遠無法弄清新冠病毒起源的真相，媒體群體思維的危險絕對是我們能汲取的唯一教訓。但如果我們能夠找出真相，事實證明，武漢病毒研究所真是這場百年一遇大流行的中心，這一發現本身將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和科學事件。
首先，就美國與北京在宣傳和軟實力方面的衝突而言，在一個世界裡，中國政權可以說，我們對新冠病毒沒有責任，但我們粉碎了病毒，而西方沒有，因為我們很強大，他們在衰落；而在另外一個世界裡，這件事相當於中國的車諾比，只不過他們的無能和掩蓋不僅使他們自己的一個城市生病，也令整個世界生病。這兩個世界之間有著相當大的區別。
後一種情況還會引發一場辯論，即美國應該如何努力執行國際科學研究保障措施，或者我們應該如何在一個無法合理執行這些保障措施的世界中運作。也許這爭論最終會傾向於遠離對華鷹派，正如戴維·弗羅姆(David Frum)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所說，實驗室洩漏的教訓是，我們實際上需要「將中國更多地納入國際秩序，制定更多跨境健康和安全標準，有更多的美國科學家在中國實驗室工作，同時有更多的中國科學家在美國實驗室工作」。又或者，你可能會嘗試進行科學和學術封鎖，停止從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流向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那種資金，試圖通過更強硬的邊境政策、更嚴格的旅行限制和去全球化來管理風險。
無論如何，這場辯論也會影響國內的科學政策，開啟自從車諾比和三裡島事件以來，我們從未見過的關於科學傲慢和尖端研究風險的辯論。如果新冠病毒有可能在所謂的功能獲得研究中被設計成更具傳染性和致命性——本報前科學作家尼古拉斯·韋德(Nicholas Wade)等人提出了這種可能性，那麼就更是如此。但是，即使不是這樣，僅僅是這項研究的存在，以前只是科學界內部晦澀難懂的爭論話題，也會成為受到公眾強烈關注和審視的問題。
這種審視可能不會導致明智的決定，就像對核能的恐慌有可能導致能源政策和環境保護主義誤入歧途一樣。回到文章開始的賭局上，對科學的監管必須位於馬丁·裡斯和史蒂芬·平克之間，要在對人類失誤的健康悲觀主義和對人類智慧成就的健康雄心之間保持平衡。如果大流行是由一個魯莽的錯誤引發的，那麼任何清算都很容易產生偏差，對安全的追求將會使我們更深地陷入技術停滯。
但是，如果我們發現，一個實驗室和幾個科學家要為幾代人以來最嚴重的人類災難之一負責，那就不可能指望清算這件事不了了之。
[ 本帖最後由 6SN7 於 2021-6-10 11:12 編輯 ]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10602/...y/zh-hant/
如果新冠疫情最終被證實是由中國武漢一家實驗室的洩漏引起的，這將成為歷史上最大的科學醜聞之一：危險的研究，可能涉及道德上存疑的技術使病毒更加危險，在保障不足的設施中進行，被一個更關心宣傳而不是人命的政權殘暴地掩蓋，給整個世界造成了災難。
但是這個尚未證實的可能醜聞掩蓋了一個依然有待消化的真正醜聞。
我指的是太多媒體守門人（既有社交網路也有主流媒體）長期拒絕認真對待實驗室洩漏理論。其原因——嚴重的黨派之爭和輕信的報導——以及它所施用的方法——審查和中傷——提醒我們，有時科學最具破壞性的敵人可能是那些聲稱以科學的名義說話的人。
讓我們回到去年2月，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等人開始指出一組令人不安的事實：一場大流行起源於一個中國城市，就在這個城市裡，一個實驗室正在對蝙蝠病毒進行尖端實驗，這是一個奇怪的巧合；一些最初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並沒有接觸據信是疫情發源地的食品市場，這樣的報告令人不安；中國政府撒謊，妨礙了自己的危機應對 ，這是事實。不管你怎麼看這位阿肯色州共和黨人，這些都是合理的觀察結果，值得進行公正的調查。
自由主義精英圈的普遍反應是什麼？《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一名記者稱其為「被專家反覆質疑」的「邊緣理論」。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指責科頓「推動新冠病毒可能在武漢的一個實驗室製造的不實說法」，煽動一場「信息流行病」。Vox的一名作者說，這是一個 "危險的陰謀論"，是 「以經常胡說八道（以及抨擊中國）」而聞名的保守派提出的。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但媒體敘事的總體形態是清晰的。一方是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等機構的專家：博學、廉潔、權威、高貴。另一方則是一群右翼粗人，他們在推動一個帶有排外色彩的可笑幻想，目的是轉移人們對川普政府處理危機不當的注意力。
然而，這種敘事當中的漏洞比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的嘴巴還大。
認為病毒可能是從武漢研究所逃逸的，是不是很令人震驚？如果你聽了演化生物學家布雷特·溫斯坦(Bret Weinstein)對「實驗室洩漏假說」耐心、清晰、極具科學性的解釋，你就不會這麼認為了——這是他近一年前在絕對非主流的喬·羅根(Joe Rogan)播客上發表的。
2020年2月，《柳葉刀》(The Lancet)上發表了一封由27名科學家簽名的信，強烈堅持新冠病毒的「自然來源」，科學記者接受它的權威性是否明智？如果那些記者們探究了這封信的主要作者與武漢實驗室之間的關係，就不會這樣了。這種關係是科學作家尼古拉斯·韋德(Nicholas Wade)在《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上發表的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中指出的，這一事實幾個月來已經為公眾所知。
Facebook今年2月在其平台上禁止了實驗室洩漏理論，而一直充當中國政權宣傳喉舌的世界衛生組織是否應該成為Facebook上關於新冠病毒「虛假信息」的權威？如果像Facebook這樣的公司的目標是讓世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在模仿中國政府的非自由主義方法的同時為其虛假信息洗白，那就不應該是這樣。
值得讚揚的是，Facebook上週改變了立場。新聞機構正在悄悄地糾正（或偷偷編輯）去年的輕視性報導，有時會使用武漢實驗室工作人員在2019年秋季感染類似新冠病毒病的新信息作為遮羞布。公共衛生界正在重新審視它的新冠病毒起源故事。
但即使是現在，人們也能清楚地感覺到，有一群獨立的頭腦在努力工作。如果「實驗室洩漏」理論最終得到了應有的尊重關注，那主要是因為喬·拜登授權進行調查，而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承認對自然起源的說法存在懷疑。換句話說，正確的總統和正確的公共衛生專家為一定的調查路線提供了支持。
然而，實驗室洩漏理論無論是否被證明為正確，卻從來是可信的。即使湯姆·科頓相信它。即使科學「共識」懷疑它。即使那些很少需要藉口的偏執狂們也會從中得出偏執的結論。
好的新聞報導就像好的科學一樣，應該遵循證據，而不是故事。它應該像重視卓越的權威一樣重視聰明的牛虻。它絕不應該把誠實的分歧視為道德異端。
如果有人想知道，為什麼那麼多人對公共衛生官員和科學記者的聲明如此敵視，應該從這個故事中得出適當的結論。在向公眾宣講錯誤信息的危害時，最好不要自己去兜售它。
為什麼不該忽視新冠病毒「實驗室洩漏說」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10531/...d/zh-hant/
「長遠賭局」(Long Bets)網站是一個預言家通過真實賭注（或者至少是收益捐贈慈善機構）來測試其能力的網站，以擔憂世界末日著稱的英國天體物理學家馬丁·裡斯(Martin Rees)和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以高度樂觀聞名的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上面有一個公開的賭局。裡斯要想獲勝，必須證明以下預測是正確的：「在不遲於2020年12月31日開始的六個月內，生物恐怖或生物錯誤將在一次事件中導致100萬人傷亡。」
他們押注的時效是2017至2020年；你會注意到它的時間框架已經過期。然而，這個問題依然懸而未決，西方媒體最終決定嚴肅對待的一個問題尚未得到解決：新冠病毒是意外從武漢病毒學研究所逃逸，還是從蝙蝠或穿山甲身上傳到人類零號病人身上？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所謂的「實驗室洩漏假說」到底有多重要，以及到底被下了多大賭注，這裡有一個答案：裡斯與平克就人類的自我毀滅能力打了400美元的賭。
在我們回到這個賭注代表什麼之前，還有其他答案。上週，隨著拜登政府加大了對新冠病毒來源的調查力度，在媒體上，對實驗室洩漏理論最尖銳的評論來自馬修·伊格萊西亞斯(Matthew Yglesias)和喬納森·查特(Jonathan Chait)等總跟大眾唱反調的自由主義者。他們試圖解釋，為什麼一種間接證據總是成立的理論——疫情暴發地在發現類似病毒的蝙蝠棲息地的1000多英里之外，但與研究冠狀病毒的重要實驗室近在咫尺——一直以來都被主流新聞媒體和Facebook內容警告提供者視為純粹的陰謀。
查特和伊格萊西亞斯的觀點是，這是媒體群體思維的一個案例研究，特別是被假定中立的機構是怎樣越來越多地報導有爭議的問題，正如查特所說，「完全基於他們認為政治行為者會如何使用這個答案。」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實驗室洩密理論很早就與阿肯色州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等共和黨中國問題鷹派人士聯繫在一起，被保守派出版物重視（《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吉姆·傑拉吉[Jim Geraghty]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是一個重要而公正的聲音），並最終被川普政府所採納，因此在報導這個故事的記者和對其發表意見的Twitter專家中，存在自我強化的壓力，把這種可能性歸結為極右翼陰謀論，然後就不去管它了。
從2020-21年的謀殺案激增到最近反猶太主義暴力的上升，類似的壓力是如何在其他領域表現出來，我把這留給讀者自己去思考，記者們可能希望避免對現實的保守派解釋做出讓步。
但是讓我在媒體評論之外提供一個更狹義的補充。在川普時代，主流新聞的一個關鍵變化是衝動地告訴讀者應該怎麼想，以免留下任何模稜兩可的東西，令右翼的煽動趁虛而入。僅僅報導「共和黨政治人士X說了聽起來像陰謀論的事情Y」是不夠的，你還必須以一種曾經被認為是社論的方式，將陰謀論中的事情具體描述為虛假的、或者被揭穿的錯誤信息，以便在易受影響的讀者們腦海裡不留下任何疑問。
我很懷疑這種做法是否達到了預期目的。（有沒有哪個被陰謀論吸引的人，看到主流媒體對陰謀倫的描述之後就不再相信它了？）但即使有時達到了目的，它也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要求人們不帶任何含糊和陰影地去描述越來越多的事情，並對越來越多的右翼主張進行預判。只有當你認為「湯姆·科頓說的話也會有道理」這種事永遠不會發生時，這種預判對一個尋求真理的職業來說才會是一個好的規則。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查特和伊格萊西亞斯都認為，這種媒體批評是我們從新冠病毒起源爭論中可以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我不知道這個假設是否會被證明，」查特在談到實驗室洩漏理論時寫道，「我並不關心，」因為「沒有什麼重要的政策問題取決於答案」。
這似乎是錯誤的。是的，如果我們永遠無法弄清新冠病毒起源的真相，媒體群體思維的危險絕對是我們能汲取的唯一教訓。但如果我們能夠找出真相，事實證明，武漢病毒研究所真是這場百年一遇大流行的中心，這一發現本身將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和科學事件。
首先，就美國與北京在宣傳和軟實力方面的衝突而言，在一個世界裡，中國政權可以說，我們對新冠病毒沒有責任，但我們粉碎了病毒，而西方沒有，因為我們很強大，他們在衰落；而在另外一個世界裡，這件事相當於中國的車諾比，只不過他們的無能和掩蓋不僅使他們自己的一個城市生病，也令整個世界生病。這兩個世界之間有著相當大的區別。
後一種情況還會引發一場辯論，即美國應該如何努力執行國際科學研究保障措施，或者我們應該如何在一個無法合理執行這些保障措施的世界中運作。也許這爭論最終會傾向於遠離對華鷹派，正如戴維·弗羅姆(David Frum)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所說，實驗室洩漏的教訓是，我們實際上需要「將中國更多地納入國際秩序，制定更多跨境健康和安全標準，有更多的美國科學家在中國實驗室工作，同時有更多的中國科學家在美國實驗室工作」。又或者，你可能會嘗試進行科學和學術封鎖，停止從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流向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那種資金，試圖通過更強硬的邊境政策、更嚴格的旅行限制和去全球化來管理風險。
無論如何，這場辯論也會影響國內的科學政策，開啟自從車諾比和三裡島事件以來，我們從未見過的關於科學傲慢和尖端研究風險的辯論。如果新冠病毒有可能在所謂的功能獲得研究中被設計成更具傳染性和致命性——本報前科學作家尼古拉斯·韋德(Nicholas Wade)等人提出了這種可能性，那麼就更是如此。但是，即使不是這樣，僅僅是這項研究的存在，以前只是科學界內部晦澀難懂的爭論話題，也會成為受到公眾強烈關注和審視的問題。
這種審視可能不會導致明智的決定，就像對核能的恐慌有可能導致能源政策和環境保護主義誤入歧途一樣。回到文章開始的賭局上，對科學的監管必須位於馬丁·裡斯和史蒂芬·平克之間，要在對人類失誤的健康悲觀主義和對人類智慧成就的健康雄心之間保持平衡。如果大流行是由一個魯莽的錯誤引發的，那麼任何清算都很容易產生偏差，對安全的追求將會使我們更深地陷入技術停滯。
但是，如果我們發現，一個實驗室和幾個科學家要為幾代人以來最嚴重的人類災難之一負責，那就不可能指望清算這件事不了了之。
[ 本帖最後由 6SN7 於 2021-6-10 11:12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