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31-2020, 12:3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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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隻有極個別幸運的進京上訪者能夠遇見一位真正的「清官」、「青天大老爺」， 並且通過他或她的秉公辦案、 主持公道，冤屈得以大白於天下。 但是，這種情況是極其罕見的，就像彗星偶爾路過。 但，不管怎樣，「對於在底層走投無路，對於破釜沉舟的人，這種有很強偶然性的救濟渠道仍會給他們帶來一線微弱的希望。 也正是這線希望起着社會安全閥的作用，使有幸獲得救濟的人對國家懷着無限的感恩，使無緣獲得救濟的人將怨恨的矛頭指向昏暗不清的基層或捉摸不透的命運。 」
四、尋求絕對的實質正義：「纏訟」、「鬧訟」與「案結事不了」
古代中國的訴訟，實際上是沒有終審一說的，也沒有司法判決「確定性」、「終結性」的概念和要求。 即使是一些常見的民事案件，例如田土、錢債、戶婚等「細故之事」，隻要當事人有毅力、有耐心和財力，他們可以一直告到皇帝那裏去。這就形成了中國傳統法文化中的「無限上訴」以及「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這也就造成了現實當中上訪者動輒就越級上訪、以及無止境的「纏訟」、「鬧訪」和大量「案了事不了」現象。
時下，「纏訟」、「鬧訪」是上訪者常用、有一定風險但又見效快的行動策略和博弈技巧。這樣，上訪很容易就從一種「制度內」、常規、溫和、有序的利益表達方式轉化為「制度外」、異常、無序、偏激甚至是破壞性的政治參與，即「非正常上訪」、「異常上訪」。 有學者認為，這是上訪者們為實現自我利益而從實踐中得來的「行動中的智慧」，是「艱苦的信訪生態環境下形成的『血酬定律』」。
對於上訪者來說，最重要的是，哪種做法能夠有效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並不關心它在程序上是否合法、在采取的手段上合法與否。 現實當中，很多上訪者、尤其是一些上訪「專業戶」，他們對於信訪條例和有關程序規定的熟悉程度是令人驚訝的。之所以采取法律制度允許之外的行動策略、「法外維權」，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上訪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自身「合法」的權益，即自己的行動具有實質意義上的正當性、合法性。即，上訪者認為擁有自己的「合法性話語權」，認為自己「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 所以，可以「得理不饒人」，即使采取一些「非法」、「制度外」的抗爭形式也應當是能被寬容和理解的。 簡而言之，為了尋求他們所認為的「實質正義」和「實體公正」，為了實現他們認為符合「價值合理性」的訴求，他們可以超越、犧牲法律制度要求的「程序正義」、「程序公正」和「形式合理性」。 某種意義上，上訪為實現「實質正義」開辟了通道，滿足了民眾「重實質輕程序」的心理需要。 然而，事實上，既然程序、形式已不那麼重要，那麼對於「實質正義」的判斷很容易就成了各說各話、各執一詞。 上訪者對它的追求便可能沒完沒了、永無止境。
顯然，上訪是在「一個不斷往複的循環之中期待如彗星般罕見的關心與解決。 」對於絕大多數上訪者而言，在曆經艱辛、輾轉到達京城之後，他們會發現事情遠遠不如想象地簡單。 這是因為，一些地方解決不好或解決不了的問題，中央有可能同樣解決不好或解決不了。 很多問題，中央也隻能做些解釋和答疑，不能給他們帶來直接的利益滿足；即使是對一些合法合理的問題，中央也隻能要求「地方把人接回去」、「事情回到基層解決」。 有目共睹的是，「事實上，對上訪群眾來說，反映的問題要被立案處理就如買彩票中大獎一樣難，真正得以處理的案件相比於難以計算的未處理案件， 也僅僅具有象征意義和安慰作用。 」對此，大多數進京上訪者是不能滿意的、難以息事寧人的。盡管很多上訪事項，在司法程序上已經終審了，但是當事人並不接受最終的合法判決。
質言之，上訪者執着於追求實體的公正，一旦客觀事實與法律上所認定的事實存在偏差，或是上訪者所提供的證據不足以使得司法認定的法律事實與客觀真實相吻合，上訪者不願意承擔為了保證「程序公正」而犧牲「實體公正」的司法代價。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現實當中，很多案件已經二審終審完了，本來意味着案件的了結，但是隻要當事人去上訪、找到「上邊的人」批示，你就有可能使二審終審過的案件推倒重來。 推翻以後，原來的勝訴者就變成了敗訴者，敗訴者也可能想方設法去尋找更高的力量、更「上邊的人」，來制造壓力再推倒重審。由此，就陷入了「案了事不了」惡性循環，司法判決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降到谷底。
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很難接受「絕對的公正是不可能有的」這樣一個事實。 古羅馬大政治家思想家西賽羅曾說過，「絕對的正義就是絕對的不正義」。在當前的一些案件中，也許會有某種程度的細微的「不正義」，比如由於原告證據不足、舉證困難，一些客觀真實的東西難以「還原」和被司法認定。 這時候，通過司法尋求法律救濟的幾乎已經窮盡了，如果原告當事人能接受案件已經終審的事實，自己該幹嘛就幹嘛，那麼，就不會有那麼多的人走上上訪路。 但是，現實當中，隻要當事人不斷上訪、就有可能把不利的判決推翻掉。這就激勵了很多百姓曆經千辛萬苦，道路奔走、權門呼號，隻是為了要去改變也許隻是那麼一小點兒的「不公正」、「不公平」。 這個過程中，許多上訪者就會在微小的不公正上投入太高的成本，付出了太多的代價。 有的訪民家徒四壁，天天為自己的案子而奔波。 可能本來這個案子敗訴他損失 500 元，但是幾年上訪下來，他完全可能耗費成千上萬，而且精神成本更是巨大的，他變得愈發不能忍受這個事實、愈發怒火中燒，於是，他的要價愈加高不可攀，事情也變得愈加難以處理。 他就徹底回不去「正常人」的生活，走上一條「上訪油子」、「上訪專業戶」的不歸路。 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在上訪路上耗盡了金錢、年華、健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在常年纏訪、重複上訪現象的背後，實際還有中國傳統的「面子文化」、「為一張臉活」、「不爭饅頭爭口氣」的觀念在作祟。這是因為，絕大部分上訪者是來自於鄉村這個以血緣、親屬關係形成的「熟人社會」。 在鄉村這個狹小的生活空間，攤了官司還敗訴，或者說，挨了欺負還沒地說理，不僅對於當事者個人還是其家族，都是「沒面子」的事情。 為了挽回面子，贏得尊嚴，上訪者會傾盡個人乃至家族的全力以求勝訴， 甚至是 「一訪到底」、誓不罷休。 正如有的上訪者所流露出來的，「我現在也不想再上訪了，也告得精疲力盡了，但我『上了賊船，不告不行啊！ 』不告，我的面子下不來，也怕村民們說我理虧了，甚至怕別人笑話我膽小怕事退縮了……」實際上，這正是許多上訪者鍥而不舍、以精衛填海的勇氣、長年累月奔波在上訪路上的一種很樸素的想法和很重要的思想根源。
五、結論：遊離在傳統情理與現代法治之間
上訪在中國社會的治理實踐中源遠流長、曆代不輟，是一種有着深厚曆史積澱的「文化現象」。 相當程度上，也是中國傳統社會治理方式的組成部分，亦是特定曆史語境下的法文化內涵和精神要素的載體。 其形成，可以說是中華五千年曆史文化的慣性所造成，非一時興起，也並非一朝一夕之故。
「上訪熱」亦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種客觀存在，是經濟社會發展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也是中國社會在不斷成長、壯大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痛苦。從一定意義上說，上訪亂象的治理、走出當前不正常的「上訪熱」，理應成為中國民主法治建設的一個重要拐點。 上訪，某種意義上實現了化解社會矛盾的部分社會職能，契合了民眾的某種心理需要，但在現代法治文化的視野之下，底層民眾「偏愛」以上訪的方式反映訴求、尋求救濟，有了糾紛直接去找上級、去中央上訪而不是去法院，可以說，這在任何一個追求現代法治的國家裏肯定是一種非常不正常的現象；或者說，在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裏，這種現象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出現的。 因為，這本身就體現了民眾對司法和法治的不信任。
不可否認的是，「上訪熱」對我國正在進行的法治建設帶來了長效、強大的負面影響。這主要表現為：上訪體現了黨政密切聯係群眾的路線方針，有助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官員貪腐，實現民眾對政府的監督，但為此在實踐當中卻使黨政機關不堪負荷；上訪為「清官」、「父母官」的親民、愛民、重民形象的樹立提供了平台，為黨政權力介入司法決策提供了合法渠道，但進一步促使了司法的邊緣化。 甚至可以這樣說，上訪者成功的概率越高，事實上對司法威信、法治權威的打擊也越大。 一言以蔽之，上訪成功之後產生的感激之情，是上訪者對（清官）個人的，而受到打擊的卻可能是法治權威以及政府行為、司法行為的正當性和公信力。這正是社會各界對之多有詬病、甚至被當做「人治」的產物和「法治」的對立面來加以批判的主要原因。
然而，對於上訪這樣一種有着濃鬱的文化內涵和深刻社會認同的社會糾紛解決方式，對其進行一種情緒化、一無是處的批判，不屑一顧、一無是處的否認和無情鞭笞，並不是解決當下中國法治建設困境的上策。 解決當前的上訪治理過程中的「困局」，讓中國法治發展走出「上訪怪圈」，必須有一個宏觀思路，不能在上訪而言上訪、就上訪談上訪。 必須將其置於整個國家的曆史文化背景和當下的法治化進程當中去談。
在現代法治文化的大視野下， 我們必須義無反顧地選擇「法治」的而不是「人治」的糾紛解決機制。 我們必須在鼓勵推行司法獨立和法治的同時， 減少公眾對上訪的盲目信任和追隨，讓信訪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工具的作用限制在合法、有限的範圍。解決問題的基本思路就是，要讓上訪回歸其本來的公民政治參與和民主監督兩項功能。在上訪與司法二者關係的處理上， 一定要明確上訪隻是解決社會矛盾的一種輔助、補充性質的渠道。 大量的矛盾化解、權利救濟隻能依靠國家解決社會糾紛的正式機制———司法去解決，應確立司法作為社會糾紛最終解決機制的地位與權威。解決「上訪熱」問題的基本價值取向，就是要按照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要求，將上訪治理逐步納入法治化軌道，嚴守上訪事項化解的法治底線。
正如錢穆所言，「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產生；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解決。 」當代中國法治實踐中諸多問題產生的根源其實就在於我們的法文化本身。 甚至可以這樣說，中國的法治建設，其核心就是一個法治文化建設問題。 「上訪熱」的降溫，對於司法權威的忠誠與尊崇， 以及由此決定的現代法治目標的推進，都需要現代法治文化的鋪墊，需要理性成熟的公民文化、法治意識、通過司法途徑獲得法律救濟能力的培育。 而這種法治文化的養成則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實現，也需要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社會變革的進一步地推進。這將是一個長遠的目標，不是一日之功、非一日之寒，不能一蹴而就，更需要長的時間去見證、去實踐。
盡管隻有極個別幸運的進京上訪者能夠遇見一位真正的「清官」、「青天大老爺」， 並且通過他或她的秉公辦案、 主持公道，冤屈得以大白於天下。 但是，這種情況是極其罕見的，就像彗星偶爾路過。 但，不管怎樣，「對於在底層走投無路，對於破釜沉舟的人，這種有很強偶然性的救濟渠道仍會給他們帶來一線微弱的希望。 也正是這線希望起着社會安全閥的作用，使有幸獲得救濟的人對國家懷着無限的感恩，使無緣獲得救濟的人將怨恨的矛頭指向昏暗不清的基層或捉摸不透的命運。 」
四、尋求絕對的實質正義：「纏訟」、「鬧訟」與「案結事不了」
古代中國的訴訟，實際上是沒有終審一說的，也沒有司法判決「確定性」、「終結性」的概念和要求。 即使是一些常見的民事案件，例如田土、錢債、戶婚等「細故之事」，隻要當事人有毅力、有耐心和財力，他們可以一直告到皇帝那裏去。這就形成了中國傳統法文化中的「無限上訴」以及「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這也就造成了現實當中上訪者動輒就越級上訪、以及無止境的「纏訟」、「鬧訪」和大量「案了事不了」現象。
時下，「纏訟」、「鬧訪」是上訪者常用、有一定風險但又見效快的行動策略和博弈技巧。這樣，上訪很容易就從一種「制度內」、常規、溫和、有序的利益表達方式轉化為「制度外」、異常、無序、偏激甚至是破壞性的政治參與，即「非正常上訪」、「異常上訪」。 有學者認為，這是上訪者們為實現自我利益而從實踐中得來的「行動中的智慧」，是「艱苦的信訪生態環境下形成的『血酬定律』」。
對於上訪者來說，最重要的是，哪種做法能夠有效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並不關心它在程序上是否合法、在采取的手段上合法與否。 現實當中，很多上訪者、尤其是一些上訪「專業戶」，他們對於信訪條例和有關程序規定的熟悉程度是令人驚訝的。之所以采取法律制度允許之外的行動策略、「法外維權」，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上訪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自身「合法」的權益，即自己的行動具有實質意義上的正當性、合法性。即，上訪者認為擁有自己的「合法性話語權」，認為自己「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 所以，可以「得理不饒人」，即使采取一些「非法」、「制度外」的抗爭形式也應當是能被寬容和理解的。 簡而言之，為了尋求他們所認為的「實質正義」和「實體公正」，為了實現他們認為符合「價值合理性」的訴求，他們可以超越、犧牲法律制度要求的「程序正義」、「程序公正」和「形式合理性」。 某種意義上，上訪為實現「實質正義」開辟了通道，滿足了民眾「重實質輕程序」的心理需要。 然而，事實上，既然程序、形式已不那麼重要，那麼對於「實質正義」的判斷很容易就成了各說各話、各執一詞。 上訪者對它的追求便可能沒完沒了、永無止境。
顯然，上訪是在「一個不斷往複的循環之中期待如彗星般罕見的關心與解決。 」對於絕大多數上訪者而言，在曆經艱辛、輾轉到達京城之後，他們會發現事情遠遠不如想象地簡單。 這是因為，一些地方解決不好或解決不了的問題，中央有可能同樣解決不好或解決不了。 很多問題，中央也隻能做些解釋和答疑，不能給他們帶來直接的利益滿足；即使是對一些合法合理的問題，中央也隻能要求「地方把人接回去」、「事情回到基層解決」。 有目共睹的是，「事實上，對上訪群眾來說，反映的問題要被立案處理就如買彩票中大獎一樣難，真正得以處理的案件相比於難以計算的未處理案件， 也僅僅具有象征意義和安慰作用。 」對此，大多數進京上訪者是不能滿意的、難以息事寧人的。盡管很多上訪事項，在司法程序上已經終審了，但是當事人並不接受最終的合法判決。
質言之，上訪者執着於追求實體的公正，一旦客觀事實與法律上所認定的事實存在偏差，或是上訪者所提供的證據不足以使得司法認定的法律事實與客觀真實相吻合，上訪者不願意承擔為了保證「程序公正」而犧牲「實體公正」的司法代價。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現實當中，很多案件已經二審終審完了，本來意味着案件的了結，但是隻要當事人去上訪、找到「上邊的人」批示，你就有可能使二審終審過的案件推倒重來。 推翻以後，原來的勝訴者就變成了敗訴者，敗訴者也可能想方設法去尋找更高的力量、更「上邊的人」，來制造壓力再推倒重審。由此，就陷入了「案了事不了」惡性循環，司法判決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降到谷底。
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很難接受「絕對的公正是不可能有的」這樣一個事實。 古羅馬大政治家思想家西賽羅曾說過，「絕對的正義就是絕對的不正義」。在當前的一些案件中，也許會有某種程度的細微的「不正義」，比如由於原告證據不足、舉證困難，一些客觀真實的東西難以「還原」和被司法認定。 這時候，通過司法尋求法律救濟的幾乎已經窮盡了，如果原告當事人能接受案件已經終審的事實，自己該幹嘛就幹嘛，那麼，就不會有那麼多的人走上上訪路。 但是，現實當中，隻要當事人不斷上訪、就有可能把不利的判決推翻掉。這就激勵了很多百姓曆經千辛萬苦，道路奔走、權門呼號，隻是為了要去改變也許隻是那麼一小點兒的「不公正」、「不公平」。 這個過程中，許多上訪者就會在微小的不公正上投入太高的成本，付出了太多的代價。 有的訪民家徒四壁，天天為自己的案子而奔波。 可能本來這個案子敗訴他損失 500 元，但是幾年上訪下來，他完全可能耗費成千上萬，而且精神成本更是巨大的，他變得愈發不能忍受這個事實、愈發怒火中燒，於是，他的要價愈加高不可攀，事情也變得愈加難以處理。 他就徹底回不去「正常人」的生活，走上一條「上訪油子」、「上訪專業戶」的不歸路。 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在上訪路上耗盡了金錢、年華、健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在常年纏訪、重複上訪現象的背後，實際還有中國傳統的「面子文化」、「為一張臉活」、「不爭饅頭爭口氣」的觀念在作祟。這是因為，絕大部分上訪者是來自於鄉村這個以血緣、親屬關係形成的「熟人社會」。 在鄉村這個狹小的生活空間，攤了官司還敗訴，或者說，挨了欺負還沒地說理，不僅對於當事者個人還是其家族，都是「沒面子」的事情。 為了挽回面子，贏得尊嚴，上訪者會傾盡個人乃至家族的全力以求勝訴， 甚至是 「一訪到底」、誓不罷休。 正如有的上訪者所流露出來的，「我現在也不想再上訪了，也告得精疲力盡了，但我『上了賊船，不告不行啊！ 』不告，我的面子下不來，也怕村民們說我理虧了，甚至怕別人笑話我膽小怕事退縮了……」實際上，這正是許多上訪者鍥而不舍、以精衛填海的勇氣、長年累月奔波在上訪路上的一種很樸素的想法和很重要的思想根源。
五、結論：遊離在傳統情理與現代法治之間
上訪在中國社會的治理實踐中源遠流長、曆代不輟，是一種有着深厚曆史積澱的「文化現象」。 相當程度上，也是中國傳統社會治理方式的組成部分，亦是特定曆史語境下的法文化內涵和精神要素的載體。 其形成，可以說是中華五千年曆史文化的慣性所造成，非一時興起，也並非一朝一夕之故。
「上訪熱」亦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種客觀存在，是經濟社會發展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也是中國社會在不斷成長、壯大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痛苦。從一定意義上說，上訪亂象的治理、走出當前不正常的「上訪熱」，理應成為中國民主法治建設的一個重要拐點。 上訪，某種意義上實現了化解社會矛盾的部分社會職能，契合了民眾的某種心理需要，但在現代法治文化的視野之下，底層民眾「偏愛」以上訪的方式反映訴求、尋求救濟，有了糾紛直接去找上級、去中央上訪而不是去法院，可以說，這在任何一個追求現代法治的國家裏肯定是一種非常不正常的現象；或者說，在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裏，這種現象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出現的。 因為，這本身就體現了民眾對司法和法治的不信任。
不可否認的是，「上訪熱」對我國正在進行的法治建設帶來了長效、強大的負面影響。這主要表現為：上訪體現了黨政密切聯係群眾的路線方針，有助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官員貪腐，實現民眾對政府的監督，但為此在實踐當中卻使黨政機關不堪負荷；上訪為「清官」、「父母官」的親民、愛民、重民形象的樹立提供了平台，為黨政權力介入司法決策提供了合法渠道，但進一步促使了司法的邊緣化。 甚至可以這樣說，上訪者成功的概率越高，事實上對司法威信、法治權威的打擊也越大。 一言以蔽之，上訪成功之後產生的感激之情，是上訪者對（清官）個人的，而受到打擊的卻可能是法治權威以及政府行為、司法行為的正當性和公信力。這正是社會各界對之多有詬病、甚至被當做「人治」的產物和「法治」的對立面來加以批判的主要原因。
然而，對於上訪這樣一種有着濃鬱的文化內涵和深刻社會認同的社會糾紛解決方式，對其進行一種情緒化、一無是處的批判，不屑一顧、一無是處的否認和無情鞭笞，並不是解決當下中國法治建設困境的上策。 解決當前的上訪治理過程中的「困局」，讓中國法治發展走出「上訪怪圈」，必須有一個宏觀思路，不能在上訪而言上訪、就上訪談上訪。 必須將其置於整個國家的曆史文化背景和當下的法治化進程當中去談。
在現代法治文化的大視野下， 我們必須義無反顧地選擇「法治」的而不是「人治」的糾紛解決機制。 我們必須在鼓勵推行司法獨立和法治的同時， 減少公眾對上訪的盲目信任和追隨，讓信訪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工具的作用限制在合法、有限的範圍。解決問題的基本思路就是，要讓上訪回歸其本來的公民政治參與和民主監督兩項功能。在上訪與司法二者關係的處理上， 一定要明確上訪隻是解決社會矛盾的一種輔助、補充性質的渠道。 大量的矛盾化解、權利救濟隻能依靠國家解決社會糾紛的正式機制———司法去解決，應確立司法作為社會糾紛最終解決機制的地位與權威。解決「上訪熱」問題的基本價值取向，就是要按照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要求，將上訪治理逐步納入法治化軌道，嚴守上訪事項化解的法治底線。
正如錢穆所言，「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產生；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解決。 」當代中國法治實踐中諸多問題產生的根源其實就在於我們的法文化本身。 甚至可以這樣說，中國的法治建設，其核心就是一個法治文化建設問題。 「上訪熱」的降溫，對於司法權威的忠誠與尊崇， 以及由此決定的現代法治目標的推進，都需要現代法治文化的鋪墊，需要理性成熟的公民文化、法治意識、通過司法途徑獲得法律救濟能力的培育。 而這種法治文化的養成則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實現，也需要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社會變革的進一步地推進。這將是一個長遠的目標，不是一日之功、非一日之寒，不能一蹴而就，更需要長的時間去見證、去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