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21-2016, 01:40 PM
苦不堪言！數十萬日本女人下南洋為國賣身
http://photo.chinatimes.com/20160320002550-260812
「南洋姐」（唐行小姐，からゆきさん，唐行きさん），是日本歷史上一個特殊的群體，也是一段獨特的存在。但是，她們卻幾乎沒有留下詳細的記錄。不過這部在1974年11月2日日本上映的電影《望鄉》，可以讓我們從中一窺「南洋姐」這一日本歷史的神秘面紗。這部電影，講述了被騙賣到南洋當妓女的日本貧苦婦女阿崎的悲慘遭遇。
這部電影的拍攝緣起，是因為該片導演熊井啟在1963年前後去東南亞出差，發現那邊日本人墓地裡面有很多很小的墓，死亡年齡都是十四五歲，而且都是日本女人的名字。他一問才知道，那些都是當年南洋日本妓女的墓，俗稱「南洋姐」。這樣，熊井啟才有了反映這些孤寂地埋骨異鄉妓女的衝動。
「南洋姐」是指日本從幕府末年、明治時期直到一戰結束後，即從1870-1920年，那些漂洋過海，北至西伯利亞、中國東北，南至東南亞、馬來半島，西至印度、非洲東海岸，東至夏威夷、加利福尼亞沿岸，以賣淫為生的數十萬日本年輕女人。這些日本年輕女人，以來自日本九州西部、天草、島原半島的居多。由於南洋群島是其最龐大的聚集地，所以稱這類日本女人為「南洋姐」。這些「南洋姐」，也形成了世界歷史上第一次罕見的賣淫人口群體性流動。
絕大多數「南洋姐」是主動走上這條路的原因，就是為了賺錢；《望鄉》中的阿崎，就是「南洋姐」之一，不過電影中的她，是被騙賣到南洋的。在真實的歷史中，「南洋姐」主動的居多。之所以主動，還是因為一個字：窮。從輸出「南洋姐」最多的長崎縣島原半島和熊本縣天草來看，兩地都是山地多，耕地少，再加上賦稅重、人口多等因素多重疊加，所以當地的經濟狀況相當落後。因為地狹人多，所以當地的絕大部分男性都選擇到外地打工謀生。所以飄洋過海地到外地打工，對於當地女性而言，這不算什麼新鮮事。
對比之下，「南洋姐」收入相當之高。20世紀初，在新加坡的「南洋姐」，月營業收入約有150美元（約4,875元新台幣），和妓院老闆五五分成後，「南洋姐」的月收入可達70－80美元（約2,275－2,260元新台幣）。當時，1905年新加坡木匠、煉鐵工人一個月的工資才約為14－23美元（約455－748元新台幣），「南洋姐」的月收入是前者的4倍以上。
這樣的高收入，自然讓人眼紅，迫使更多的日本女性出於經濟考慮，願意出賣自己的肉體，將自己的肉體最大限度地商品化，以尋求改變自身和家庭命運的契機。那麼她們的家庭支持嗎？居然也是支持居多。在日本這樣一個高度重視家族利益的國家裡，年輕女性被認為是拯救家庭的第一個犧牲品。在這樣的觀念指引下，父母一般都會把女兒賣身來維繫家族的存在和繁衍作為理所當然的事，幾乎不會有道德上的負疚感。
日本人北野典夫在《天草海外發展史》中寫道：「這個村的敝風，是充當娼妓並不為恥，而是被認定為一種職業。正是將其視為維持生計的職業，所以不會形成輕視、蔑視的風氣。無論是虛榮心還是作為一種職業，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早已形成尊重金錢的根深蒂固的觀念。特別是那些已經在南洋賺到了錢，手上戴著五六個金光閃閃的寶石戒指回鄉探親的「成功前輩」們，會給落後的村莊帶來怎樣的刺激，又會享受年輕姑娘們多少艷羨的目光？」
正是在這樣的觀念驅使下，數萬、數十萬的日本年輕女人，自覺自願地出國來到海外，夢想著用身體改變命運。當然，不排除如此數量眾多的「南洋姐」中，也存在不少類似《望鄉》中阿崎那樣受騙上當的，但她們中的絕大多數的確是主動的、自願的。
據1900年8月日本駐香港總領事向日本外務省提交的報告統計，當時抵達香港從事賣淫活動的日本女人，10個中至少有6、7人是徵得雙親同意的，而被人販子欺騙而來的，只有1人。問題是，同樣是賣身，這些人為什麼不在國內賣，非要到國外去賣呢？
還是因為服務的質量問題。因為這些地方經濟落後，所以年輕女人們雖然長得漂亮，但基本都沒有接受過什麼教育。這樣的年輕女人在日本的大城市接待客人時，因為講的都是家鄉的方言土話，個人修養、待客禮儀也就是個村姑水準，從而讓顧客大倒胃口，並最終導致了她們的身價不高。她們的身價，完全不能跟出身京都、大阪、名古屋、伊勢等大城市的妓女相比。
據說，妓院老闆在和妓女簽約時，一般都要由妓女先交上一筆保證金，以保證其按照妓院的規矩進行經營：這筆保證金，京都、大阪、名古屋、伊勢等大城市的妓女要交500日元（約146元新台幣），而長崎、熊本兩縣的妓女則只需要200日元（約58元新台幣）。這就逼得在國內屬於二流水平，身價不到人家一半的妓女們，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場。外國顧客，只看你長得漂亮不漂亮就行了。
「南洋姐」改變了家庭，同時也部分改變了日本。「南洋姐」對家庭，包括對日本這個國家，都貢獻不小。數十萬「南洋姐」在近半個世紀裡的海外打工，一是解決了日本國內的就業與貧困問題，二是為日本賺取了大量外匯，三是作為日本人走向世界的先頭部隊，促進了日本文化和商品走向世界。
1902年，日本全國對外貿易輸出總額為2583億日元。其中銷售額第一的是生絲，7686萬元；第二是絹織物，2798萬元；第三是棉花，1990萬元；第四是煤炭，1727萬元。「南洋姐」和海外移民匯款總額1202萬元，佔第五位。無論是否光彩，經濟數據那可是槓槓地在說明問題：「南洋姐」已經和生絲、絹織物、棉花、煤炭一起，成為日本的五大重要輸出品。
日本人佃光治、加藤至德在他們所寫的《南洋的新日本村》中承認：「娘子軍何時進入馬來半島很難斷定，但娘子軍進入各地後，五尺男兒尾隨其後，魚貫而入。日本人在娘子軍的誘導之下散佈各地，周旋於其他民族之中。娘子軍結著日本式長鬢，穿著和服，很難適應當地的風土人情。她們需要日本製的食品、飲料、衣服等，為此，在她們居住的地方，從和服到罐頭食品，各式各樣的日本雜貨店得以開店，以滿足她們的需求，同時，其服務對象也慢慢地推廣到其他族群。由此，日本商品逐步擴大影響。儘管作為賣淫國的一員被異種人侮辱，但我們必須承認：拓展這些地盤，全是娘子軍的功勞。」這裡所說的娘子軍，就是指「南洋姐」。這樣看來，今日日本車、日本馬桶蓋能夠風靡全球，追根起來應該還有「南洋姐」的功勞。
http://photo.chinatimes.com/20160320002550-260812
「南洋姐」（唐行小姐，からゆきさん，唐行きさん），是日本歷史上一個特殊的群體，也是一段獨特的存在。但是，她們卻幾乎沒有留下詳細的記錄。不過這部在1974年11月2日日本上映的電影《望鄉》，可以讓我們從中一窺「南洋姐」這一日本歷史的神秘面紗。這部電影，講述了被騙賣到南洋當妓女的日本貧苦婦女阿崎的悲慘遭遇。
這部電影的拍攝緣起，是因為該片導演熊井啟在1963年前後去東南亞出差，發現那邊日本人墓地裡面有很多很小的墓，死亡年齡都是十四五歲，而且都是日本女人的名字。他一問才知道，那些都是當年南洋日本妓女的墓，俗稱「南洋姐」。這樣，熊井啟才有了反映這些孤寂地埋骨異鄉妓女的衝動。
「南洋姐」是指日本從幕府末年、明治時期直到一戰結束後，即從1870-1920年，那些漂洋過海，北至西伯利亞、中國東北，南至東南亞、馬來半島，西至印度、非洲東海岸，東至夏威夷、加利福尼亞沿岸，以賣淫為生的數十萬日本年輕女人。這些日本年輕女人，以來自日本九州西部、天草、島原半島的居多。由於南洋群島是其最龐大的聚集地，所以稱這類日本女人為「南洋姐」。這些「南洋姐」，也形成了世界歷史上第一次罕見的賣淫人口群體性流動。
絕大多數「南洋姐」是主動走上這條路的原因，就是為了賺錢；《望鄉》中的阿崎，就是「南洋姐」之一，不過電影中的她，是被騙賣到南洋的。在真實的歷史中，「南洋姐」主動的居多。之所以主動，還是因為一個字：窮。從輸出「南洋姐」最多的長崎縣島原半島和熊本縣天草來看，兩地都是山地多，耕地少，再加上賦稅重、人口多等因素多重疊加，所以當地的經濟狀況相當落後。因為地狹人多，所以當地的絕大部分男性都選擇到外地打工謀生。所以飄洋過海地到外地打工，對於當地女性而言，這不算什麼新鮮事。
對比之下，「南洋姐」收入相當之高。20世紀初，在新加坡的「南洋姐」，月營業收入約有150美元（約4,875元新台幣），和妓院老闆五五分成後，「南洋姐」的月收入可達70－80美元（約2,275－2,260元新台幣）。當時，1905年新加坡木匠、煉鐵工人一個月的工資才約為14－23美元（約455－748元新台幣），「南洋姐」的月收入是前者的4倍以上。
這樣的高收入，自然讓人眼紅，迫使更多的日本女性出於經濟考慮，願意出賣自己的肉體，將自己的肉體最大限度地商品化，以尋求改變自身和家庭命運的契機。那麼她們的家庭支持嗎？居然也是支持居多。在日本這樣一個高度重視家族利益的國家裡，年輕女性被認為是拯救家庭的第一個犧牲品。在這樣的觀念指引下，父母一般都會把女兒賣身來維繫家族的存在和繁衍作為理所當然的事，幾乎不會有道德上的負疚感。
日本人北野典夫在《天草海外發展史》中寫道：「這個村的敝風，是充當娼妓並不為恥，而是被認定為一種職業。正是將其視為維持生計的職業，所以不會形成輕視、蔑視的風氣。無論是虛榮心還是作為一種職業，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早已形成尊重金錢的根深蒂固的觀念。特別是那些已經在南洋賺到了錢，手上戴著五六個金光閃閃的寶石戒指回鄉探親的「成功前輩」們，會給落後的村莊帶來怎樣的刺激，又會享受年輕姑娘們多少艷羨的目光？」
正是在這樣的觀念驅使下，數萬、數十萬的日本年輕女人，自覺自願地出國來到海外，夢想著用身體改變命運。當然，不排除如此數量眾多的「南洋姐」中，也存在不少類似《望鄉》中阿崎那樣受騙上當的，但她們中的絕大多數的確是主動的、自願的。
據1900年8月日本駐香港總領事向日本外務省提交的報告統計，當時抵達香港從事賣淫活動的日本女人，10個中至少有6、7人是徵得雙親同意的，而被人販子欺騙而來的，只有1人。問題是，同樣是賣身，這些人為什麼不在國內賣，非要到國外去賣呢？
還是因為服務的質量問題。因為這些地方經濟落後，所以年輕女人們雖然長得漂亮，但基本都沒有接受過什麼教育。這樣的年輕女人在日本的大城市接待客人時，因為講的都是家鄉的方言土話，個人修養、待客禮儀也就是個村姑水準，從而讓顧客大倒胃口，並最終導致了她們的身價不高。她們的身價，完全不能跟出身京都、大阪、名古屋、伊勢等大城市的妓女相比。
據說，妓院老闆在和妓女簽約時，一般都要由妓女先交上一筆保證金，以保證其按照妓院的規矩進行經營：這筆保證金，京都、大阪、名古屋、伊勢等大城市的妓女要交500日元（約146元新台幣），而長崎、熊本兩縣的妓女則只需要200日元（約58元新台幣）。這就逼得在國內屬於二流水平，身價不到人家一半的妓女們，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場。外國顧客，只看你長得漂亮不漂亮就行了。
「南洋姐」改變了家庭，同時也部分改變了日本。「南洋姐」對家庭，包括對日本這個國家，都貢獻不小。數十萬「南洋姐」在近半個世紀裡的海外打工，一是解決了日本國內的就業與貧困問題，二是為日本賺取了大量外匯，三是作為日本人走向世界的先頭部隊，促進了日本文化和商品走向世界。
1902年，日本全國對外貿易輸出總額為2583億日元。其中銷售額第一的是生絲，7686萬元；第二是絹織物，2798萬元；第三是棉花，1990萬元；第四是煤炭，1727萬元。「南洋姐」和海外移民匯款總額1202萬元，佔第五位。無論是否光彩，經濟數據那可是槓槓地在說明問題：「南洋姐」已經和生絲、絹織物、棉花、煤炭一起，成為日本的五大重要輸出品。
日本人佃光治、加藤至德在他們所寫的《南洋的新日本村》中承認：「娘子軍何時進入馬來半島很難斷定，但娘子軍進入各地後，五尺男兒尾隨其後，魚貫而入。日本人在娘子軍的誘導之下散佈各地，周旋於其他民族之中。娘子軍結著日本式長鬢，穿著和服，很難適應當地的風土人情。她們需要日本製的食品、飲料、衣服等，為此，在她們居住的地方，從和服到罐頭食品，各式各樣的日本雜貨店得以開店，以滿足她們的需求，同時，其服務對象也慢慢地推廣到其他族群。由此，日本商品逐步擴大影響。儘管作為賣淫國的一員被異種人侮辱，但我們必須承認：拓展這些地盤，全是娘子軍的功勞。」這裡所說的娘子軍，就是指「南洋姐」。這樣看來，今日日本車、日本馬桶蓋能夠風靡全球，追根起來應該還有「南洋姐」的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