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 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 CCP opium business, 中共販毒!

[U52.5U4G]

中共種鴉片不抗日史料 珍藏在這裡
http://www.soundofhope.org/b5/2019/05/19/n2894383.html

中共當年假抗日並且為壯大實力種植和販賣鴉片的醜聞，早有歷史查證。台灣中華民國法務部調查局特藏室珍藏着一批關乎中共黨史的特殊資料，這批涉及中共的一手數據共有一萬7156冊，包括“中共叛亂”、抗日戰爭與建政後的書刊、布告、信函等史料，有些資料中共自己所存甚少，台灣獨家。當中也包括了記錄中共種鴉片不抗日的珍貴史料。

中共當年假抗日並且為壯大實力種植和販賣鴉片的醜聞，早有歷史查證。台灣中華民國法務部調查局特藏室珍藏着一批關乎中共黨史的特殊資料，這批涉及中共的一手數據共有一萬7156冊，包括“中共叛亂”、抗日戰爭與建政後的書刊、布告、信函等史料，有些資料中共自己所存甚少，台灣獨家。當中也包括了記錄中共種鴉片不抗日的珍貴史料。

中共建政後，延安成了所謂“革命聖地”，現在，延安梁家河也成了習近平如何從當地插隊成長為中共領導人的聖地，經常組織人去“朝拜”，不過中共當年在延安的真實歷史根本就是說出來很醜的。

據中央社15日報導，中華民國法務部調查局特藏室收藏了當年中央政府緝毒團調查陝甘寧邊區所轄各縣種植鴉片的面積書冊，內容詳細到每個鎮約100畝，一個縣500畝，還詳細解釋了鴉片的由來與去向。

根據這份調查，當時中共為了獲得罌粟花種子曾跟日軍勾結，然後再自己培養逐步擴大種植面積。

資料顯示，中共在邊區為壯大實力，向農民收購鴉片用的是自行發行的“邊幣”償付，轉運到外地販賣時收取的是“法幣”。

特藏室收藏着毛澤東親筆詩詞孤本，以及對日抗戰三階段論與中共對日“七二一方針”等歷史原件。

中共當年對日抗戰採取的就是所謂“七二一方針”。被國軍策反的中共18集團軍軍官李法卿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期間之整個陰謀’一書中披露，毛澤東朱德在講話中說，“中日戰爭是共產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要利用抗日，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這就是“七二一方針”的親眼親耳見證實錄。

國民政府當年極少搜集到中共與日軍交戰的報告，中共主要的活動幾乎都是在販賣鴉片換取法幣，收集各式戰略物資以擴充軍力。

報導說，當年邊區的“後勤支持”，就意味着沒有跟日軍作戰，主業是種毒販毒，這也是毛澤東後來多次會見日本人時主動表示感謝日本侵華的主因。


關於中共在延安種植鴉片並出售賺錢，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記》、陳永發教授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美國學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都有經考證後的詳細記載。

比如《延安日記》里曾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

當弗拉基米若夫尤問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時，毛沒有吭聲，一旁的鄧發代毛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着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一二零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弗拉基米若夫尤還記載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儘可能的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着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

中共有一首宣傳南泥灣的歌，吟唱“好地方”的“好風光”。這“好風光”下種的不是莊稼，而是鴉片。

有學者實地調查後披露：南泥灣本來是延安地區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極其野蠻落後的方式砍伐燒荒後，種植了大片的鴉片；《為人民服務》中的張思德，就是在燒制煙土的過程中被活埋在窯洞裡面的。

在國民黨與日本交戰之際，在國民黨提倡“新生活運動”提高國民素質之時，中共卻為了一己私利種植鴉片，並賣到日佔區、國統區，毒害中國人。而戰爭同時讓共產黨得以喘息並壯大，最終拿法幣跟戰略資源去收拾國民黨軍隊。

中央社引述研究人員指出，毛澤東利用對日抗戰，加上種毒、販毒、搜集法幣與購買物資，八年時間從一千多人發展到十六萬人軍隊，抗戰八年，國民黨越打越累，最後還要跟中共打內戰，這是國民黨失去大陸政權的原因之一。

[ 本帖最後由 后太禧慈 於 2021-8-27 13:58 編輯 ]

[U52.5U4G]

解放軍建軍90週年：你可能不知道的中共軍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0776751

陝北八路軍種鴉片販毒

在抗日戰爭期間，官方版本的黨史強調的另一件大事是所謂"大生產運動"。

官方的說法是，在毛澤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下，陝甘寧邊區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軍民大生產運動"，基本實現了經濟自給自足。

多年來，一些海外學者和作家指出，中共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命脈主要在於鴉片的種植和販賣。

[金大班]

南泥灣是種鴉片的好地方！黨史專家：毛澤東賣鴉片，中共延安政權是「鴉片革命」，教科書沒告訴您的歷史，202003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KMG5Oy8X8
[youtube]wYKMG5Oy8X8[/youtube]

[金大班]

《顛倒民國》書摘：延安不是抗日燈塔，而是鴉片王國
https://tw.news.yahoo.com/%E9%A1%9B%E5%8...00196.html



政治局討論了經濟困難問題，找出了一個相當別出心裁的辦法。政治局批准，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同時決定，作為緊急措施，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叫做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鴉片。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

從南京潰敗到豫湘桂潰敗，國軍在抗日戰場上屢戰屢敗，但畢竟在苦撐待變；與國軍相比，共軍則如毛澤東所說，「三分反日，七分反蔣」──其實，連「三分反日」都是假的，那「三分」功夫，被用到栽種、製作和買賣鴉片上。

紅太陽下的罌粟花：中共歷史上的最大機密
在中國，凡是經歷過文革的長者，都知道毛澤東的「老三篇」，那個年代所有人都必須背誦這三篇文章。一篇是讚揚神話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讚揚國際主義戰士的〈紀念白求恩〉，還有一篇是讚揚一個士兵的〈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提到中共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在陝北安塞山中燒炭時因為炭窯崩塌而犧牲，他「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重於泰山。

然而，張思德並不像《毛澤東選集》注釋說明的那樣，在燒炭時因塌窯而死，而是在被派到一處大煙（鴉片）加工廠參與燒製大煙時，因煙窯崩塌而被活埋。為什麼這種事要讓中央警衛團的人去幹？不難理解，加工大煙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證參與這項工作的人不會中飽私囊，必須安排十分可靠、「黨性強」、「紀律性強」的人去幹。事實上，除了張思德，中央警衛團很多幹部、士兵都輪流參加過加工煙土。燒煙英雄居然被立作楷模，讓全國人民學習數十年，這就是中國歷史被謊言充斥的典型例證。

中共在延安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抗日，而是種植、製作和輸出鴉片。西北沒有日本軍隊的蹤跡，被國民黨軍隊一路追擊逃到西北的共產黨，所宣揚的「北上抗日」，明顯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謊話，至於有沒有人相信，共產黨已不在乎了。而且，共產黨早已派出潘漢年等人與日本談判達成「互不侵犯」之協議，1941年之後，日本從未向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發動過一次大規模作戰。

日本的飛機頻頻轟炸濃霧繚繞、視線模糊的重慶，偏偏就是不去轟炸晴空萬里、毫無遮掩的延安。難怪戰後的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等來訪日本客人時表示：「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

關於延安政權種植、製作和銷售鴉片的這個「中共歷史上的最大機密」，早已有很多學者做過研究。但由於中共封鎖乃至銷毀了大量檔案資料，使得研究難有突破，直到學者高龍在山西省忻州地區，見到一批當年共產黨在晉西北種植鴉片的原始檔案，才讓世人看到冰山一角：據擁有這批檔案的人士介紹，這批檔案從忻州某縣檔案館流出，以「賣廢紙的價格」賣給文物販子。該人士花高價從文物販子手中購得這批檔案，並妥善保管。

根據檔案所在地和內容，研究者將這批檔案初步命名為「忻州鴉片檔案」。「忻州鴉片檔案」的紙張都已泛黃，但裡面的毛筆字工整，訊息量大。「忻州鴉片檔案」數量達兩百多件，內容涉及晉西北鴉片種植、收割、運送、稅制等每個環節，全方位勾勒了1940年代共產黨統治地區的鴉片經濟。「忻州鴉片檔案」的面世，將「解放區」鴉片經濟這一重大疑案鐵板釘釘，為這一課題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文獻支撐。以這些檔案為基礎，高龍寫出〈紅太陽下的罌粟花：1940年代邊區鴉片經濟〉一文。

這篇文章提及，「忻州鴉片檔案」中有一件《腰莊煙畝稅冊》，詳細記錄了腰莊農戶的鴉片種植情況。根據《腰莊煙畝稅冊》，種鴉片的農戶成員多數為貧農，少數為中農，中共只將此「肥缺」賜予值得信賴的階級。檔案顯示，中共的鴉片統購政策是冷酷無情的。農戶種鴉片有具體的任務，屬於「政治攤派」。如果無法完成任務，農戶得自己拿錢買鴉片，然後再上繳。

豐收季節，農戶去煙站出售鴉片，之後換回等價貨物，沿途設有嚴格的稽查崗位，需要有許可證才能放行。「忻州鴉片檔案」中有一件《三十六年交換許可證放行》。這件檔案的日期是「中華民國36年9月25日」，即1947年9月25日。這份文件寫著，「茲有寧武縣第四區謝家坪村李喜牛、李金牛等五人攜帶藥品36兩到縣上帶換回等價貨物，換布及衣服牲畜，業經批准發給許可證明，希沿途放行，此照。又給安滿蒼收執。縣長王子仁、稅務局長張一心」。

與以往研究者遇到的「特產」、「特貨」等詞彙不同，「忻州鴉片檔案」直接出現「大煙」字樣。其中有一件檔案《煙站致趙應堂煙布價》，文字為：「趙應堂同志：祝您好吧。大煙已收下，毛重29.6兩，皮重13.8兩，淨重15.8兩，6個煙，共25萬8,00元……請照數查收為荷。煙站侯成明啟（1948年）4月30日。」

在另外一些情況下，當局用其他隱晦的名稱代指鴉片。「忻州鴉片檔案」中有一件《王子仁統購藥材通知》。該檔案詳細的描述了1947年山西省臨武縣統購鴉片的事情。在檔案中，鴉片被隱晦的稱為「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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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延安的大生產運動中廣泛地種植鴉片。（圖片摘自網路）

中共的教科書對西方帝國主義發動所謂的鴉片戰爭口誅筆伐，並標榜中共建政後消滅鴉片的豐功偉業，卻深深掩埋了中共割據政權以鴉片為經濟支柱、靠鴉片度過難關的歷史真相。「忻州鴉片檔案」堪稱「鐵證如山」，比任何出土文物都更具震撼性，再次證實了一個道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凡走過之處，必留下痕跡；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出來混，總要還的。

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眼中的「鴉片王國」
最早公開披露延安鴉片經濟祕密的，是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特派員兼塔斯社隨軍記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弗氏於1927年加入蘇共，1931年應徵入伍。他退伍後進入莫斯科納列曼諾夫東方研究院，學習並以優異成績畢業。在派駐延安的數年間，他寫下大量日記，1973年以《中國特區：1942─1945》的書名在蘇聯出版。

當時，中蘇已翻臉，蘇聯出版此書是為了攻擊中共，但書中內容並無偽造。後來，中國將中文譯本作為「黑皮書」（內部讀物）出版，在譯者說明中指責，「蘇聯領導集團出於反華需要，對日記原稿做了『編纂』和『刪節』」，卻不敢指出究竟有哪些「不實之處」。

弗氏在書中對毛澤東、康生和周恩來等人的評價極為負面，並栩栩如生描述了「延安整風」期間的恐怖氣氛。他寫道：「中共領導人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礎上建立起紀律，使大家圍繞著一個偉大的目標團結起來，而是在恐怖的基礎上向人們灌輸盲目的奴隸主義。延安的整個氣氛就是恐懼，除了恐懼，還是恐懼。」

對此，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一篇書評中指出：

「曾在史達林統治下生活過的蘇聯人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延安，居然產生了『除了恐懼，還是恐懼』的感覺，可見毛澤東的殘忍和卑鄙遠甚於史達林。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為：史達林整肅政治對手的主要手段是祕密清洗的肉體滅絕，而毛澤東的主要手段不僅是肉體滅絕，還是發動群眾運動的靈魂清洗和人格羞辱。所以，這位蘇聯人才會對這種大規模群眾運動式的整人感到恐懼。」

弗氏在其日記中對鴉片問題有詳盡記載。1942年8月2日，毛澤東邀請弗氏、尤任等蘇聯記者到其駐地去，教蘇聯客人打麻將。那時，毛急需蘇聯的經濟和武器援助，故而對蘇聯客人竭盡籠絡之能事。在打麻將時，尤任問道：「毛澤東同志，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的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沒有吭聲。一旁的鄧發（中共特務頭子之一）代毛回答：

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

1943年1月29日，弗氏在日記中寫道：「解放區出現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中也同樣出現了這種怪現象。它們都在盡可能的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柴陵，遠在後方的步兵120師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在120師師部裡，討論的中心不是戰鬥任務、作戰和其他軍事問題，而是怎麼做買賣和賺錢。」

從弗氏的日記來看，鴉片的種植地區除了陝北外，晉西北也是很重要的產區，主要是因為這些根據地比較偏僻，日本人和國民黨很少來打擾，便於進行祕密、成規模的生產。

1943年9月22日，弗氏記載，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時被任命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要隱瞞特區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所以毛讓蘇聯客人向蘇聯當局傳話解釋，並為這項「買賣」製造理論依據。

任弼時如此轉述毛澤東的話：「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任弼時告訴弗氏，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賀龍的120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近期中共中央又發布了一項大量進行鴉片貿易的命令。鴉片體積不大，把鴉片運到延安或特區其他指定地點，再從那裡運往中央政府所轄各省，以高價出售，並不困難。

任弼時指點弗氏，使之能「正確」理解中共領導的「鴉片政策」。弗氏說，他會把這個情況告訴「小組同志」並彙報給莫斯科。

1943年12月19日，弗氏又在日記中提到：「不管怎麼樣封鎖，特區同國民黨各省甚至還同日本占領區進行著活躍的貿易。從特區運出鹽、羊毛、家畜，近年來還有數量不斷增加的鴉片。」

毛澤東「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日本記者波多野乾一在1941年寫過《赤色中國的究明》一書，其第六卷為《延安水滸傳》，曾作為「必讀文件」在侵華日軍中發行。他以一百單八將的順序，排列毛澤東（呼保義）所部諸將，並有簡要的人物介紹，給日軍指揮官當參考。在日本人眼裡，以延安為中心、縱橫二十餘縣，人口250萬的「陝甘寧邊區」約等於「紅色梁山泊」。其實，毛澤東等雖被國民黨以「匪」稱呼，但其格局豈是宋江一夥可比？水泊梁山連個壓寨夫人都沒有，天罡、地煞，兄弟相稱，喝酒、吃肉，平均主義。陝甘寧邊區則制度羅列、等級森嚴──黨政軍分系列、按部門，相當完整、儼然國中之國。

毛澤東是包括鴉片經濟在內的共產黨所有重大事務的最高決策者。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同意和支持，延安不可能變成鴉片王國。

當時，負責財經政策的是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對中共是否大規模栽種和販賣鴉片一事，曾發生激烈爭論。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前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和中央副祕書長李富春都贊成，而陝甘寧邊區主席林伯渠、陝甘寧邊區政府黨團書記謝覺哉和西北局書記高崗則強烈反對。1942年初，林、謝、高三人更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剖析鴉片經濟的利害得失，要求萬萬不能讓邊區罌粟遍地。

中共奪取政權之前，黨內還存有少許發表不同意見的空間和可能。毛、朱、任、李等人代表著黨內主流派的觀點，他們是冷酷的現實主義者和「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只要能達到目的，不惜採取一切非常手段；林、謝、高則代表黨內少數派的觀點，他們多少還有些道德原則，有些儒家仁政的想法，故而不齒於革命理想被邪惡的鴉片所玷汙。

後來，謝覺哉無可奈何接受鴉片合法化的現實，但私下多次表示不滿。謝在日記中把鴉片隱諱的稱為「特貨」、「某物」、「某貨」──「就是特貨一項得的法幣占政府收入……盡夠支用。」、「特貨多邊幣少，將來不得了。」、「領導機關發動一件事，必須十分考慮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錯，在群眾中可鬧出大亂子。『特貨內銷』即其一例。」、「毛說我黨犯過兩次錯誤，一是長征時亂拿人民東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種某物（不種渡不過難關）──缺乏仁政觀點的人，則認為這是直截有利的辦法，甚至發展到某貨內銷。」

為了堵住林、謝、高之嘴，毛澤東特別召見邊區財政廳長南漢宸，與之商量對策。

南漢宸早在1926年即祕密加入中共，是長期潛伏在馮玉祥、楊虎城部的中共間諜。南漢宸做過楊虎城的陝西省政府祕書長，釋放了包括劉志丹在內的大批共產黨囚犯。國民政府通緝南漢宸，楊虎城安排其祕密逃亡。後來，南漢宸來到中共統治區。1941年，國民政府停止給延安發軍餉，中共陝甘寧邊區的經濟陷入困境。毛澤東在其住處棗園召見南漢宸，要他擔任邊區財政廳長，解決穿衣等問題，要求他做一個「會做無米之炊的巧媳婦」。

然而，南漢宸再善於理財，也不可能無中生有。南氏焦頭爛額，心生一計，特別向毛彙報說，渡過財政難關的所有棧道都已被全部堵死，「只剩下暗渡陳倉一條小路了，不走陳倉小路，我們就都得憋死、困死、餓死」。毛迅速回答，既然情勢如此嚴重，「難道我們不會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嗎？」毛熟讀史書，對南氏的建議心領神會。

毛告訴南氏，中共只有三條路可走：餓死、散夥和賺錢。賺不到錢，買不到邊區所需的糧食和物質，便只好餓死；要不然就散夥不幹。若不想走這兩條路，就只好老老實實的賺錢。賺錢沒有別的辦法，唯一辦法就是栽植和販賣鴉片。延安地區自然條件惡劣，人民極為貧窮，蔣介石將其當作兵書上的「死地」，卻不料毛以鴉片經濟絕處逢生。毛同意發展鴉片經濟，只是在執行層面需要有一些配套方法，並竭力掩人耳目。對此，臺灣歷史學者陳永發分析：

[金大班]

本來兩計一明一暗，一虛一實；毛澤東則強調雙管齊下，陰陽互濟：一方面同意暗渡陳倉，即暗中種植和販賣鴉片；另一方面堅持明修棧道，亦即號召大生產運動。在毛澤東看來，組織和動員幹部生產，既可以解決部分財政危機，也可以起到以「合法」掩護「非法」的作用；也就是說，檯面上的明修棧道可以掩護檯面下的暗渡陳倉。暗渡陳倉與明修棧道，乃左右兩個拳頭，更是飛鳥的雙翼，相輔相成，不可缺一；暗渡陳倉固然核心重要，但如果不益以明修棧道，也容易為外界偵知，最終不可能單獨達到目的。

毛是權謀大師，一旦做出決定，立即動用權力運作。鴉片經濟要在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通過，就要將這個部門改組。原先，該委員會有九名成員，林伯渠是唯一的中央委員。既然林在其中地位最高，而林反對鴉片經濟，對其他人影響頗大。於是，毛透過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作出全面改組。

毛不動林伯渠和李富春的位置，以免引起太大反彈；而是讓其他七名成員全部去職，另由朱德、任弼時、高崗等加入。兩個月後，毛又讓財政廳長南漢宸加入。就這樣，透過這些關鍵的人事變動，毛可以完全控制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決策，林伯渠被孤立和邊緣化，其反對意見在該委員會無法得到多數支持。

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一次由南漢宸報告財經狀況的會議。作家蕭軍雖不是黨員和高幹，也應邀前去旁聽。他在日記中記載：「聽了財政廳長報告邊區經濟狀況，甚至製作鴉片煙膏，我聽了很難過。『為了錢，除開我個人沒有去搶人去以外，幾乎什麼方法全做過了！』他說。」蕭軍在日記中發表了一句意味深長的感嘆：「革命的花朵是從最卑汙的糞壤裡開出來的。」

有了毛的支持，南漢宸放開手腳，依靠經營「土特產」籌措錢財，用「土特產」從國民黨統治地區交換過邊區必不可少的軍用和民用物資。1942年，鴉片貿易所得占邊區全年歲入的40％。以邊區的貨物輸出而論，1943年鴉片占出口總值的46％，1944年占71％，1945年更升高到79％（40億元幣券）。

南漢宸因扭轉邊區財政狀況，「功」不可沒，得到毛的器重。中共建政後，南漢宸因有此救黨大功，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有一次，毛的夫人江青見到南漢宸的夫人王友蘭，曾拍著她的肩膀，豎起大拇指說：「你的愛人真行，毛主席誇獎他，說他是這個！」不過，這種誇獎並沒有讓南漢宸得以善終。

文革開始後，南漢宸受到殘酷迫害。他的間諜生涯被控為「裡通外國」，他受命經毛澤東拍板主持鴉片經營，被說成是「大煙販子」。從1966年夏天起，72歲的南漢宸持續受到造反派的辱罵和毆打。1967年1月27日夜晚，不堪折磨的南漢宸寫信給中共中央，講述自己不堪忍受「叛徒」之汙衊，在請求黨的「諒解」之後，於家中服安眠藥自盡。

執行毛澤東鴉片政策的，大都是冷酷無恥之徒，「渣滓中的渣滓」。比如，晉西北貿易局局長兼銀行行長牛蔭冠負責鴉片統購統銷，早在清華大學當學生時就已加入共產黨。其父親牛友蘭是晚清京師大學堂的畢業生、晉西北的首富，將大部分家產都捐給共產黨，共產黨仍不放過這個「大地主」。

1947年，晉綏地區土改時，61歲的牛友蘭被反綁著雙手，跪在主席臺上。鬥爭會進入高潮時，兩個農民按住他的頭，將一根鐵絲殘忍的穿進他的鼻孔，又強迫牛蔭冠牽著連著鐵絲的繩子，甚至還用燒紅的鐵鍬烙在牛友蘭的背上，魯順民在〈這一腔心事說與誰〉一文中描述：「牛蔭冠牽著牛友蘭的鼻子開步走的時候，會場上像啞了一樣出現短暫的寂靜，父子倆沒走多遠，群眾中有人打抱不平，當場把牛友蘭的手銬和腳鏈搗掉，大會在一片混亂中不得不宣告結束。」

次日，牛友蘭死在關押他的窯洞中。雖然父親慘死，牛蔭冠既上了賊船，仍鐵心跟著共產黨走。牛氏為薄一波之下屬，後來擔任中共江蘇省副書記、省委常委、瀋陽飛機廠廠長，主持研製（實際上是仿冒俄國戰機）中共第一代殲擊機。

支持和實施鴉片貿易者下場悲慘，反對者更是如此。林伯渠因反對鴉片貿易，被逐出最高決策層，從此只擔任一些名譽性職務。林伯渠於1960年病逝之後，其妻子朱明因寫揭發江青的匿名信而被定為「18號案件」，次年自殺身亡。

實施鴉片經濟和反對鴉片經濟的人，最終殊途同歸──成為革命絞肉機中的肉屑。

朱德、賀龍和王震都是鴉片販子
1941年，中共下達鴉片種植令，轄區農民每戶栽種五至十畝鴉片。對外銷售，對內禁煙，是中共發展鴉片經濟的方針。1941年底，邊區成立禁煙督察局，之後改為禁煙督察處，查出轄區內吸食鴉片的民眾。

1942年，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開始大量種植鴉片。兩地氣候適合種植鴉片，在清代、民國都有種植鴉片的歷史。在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農戶收割鴉片之後並不能自由銷售，而是由政府設立煙站統購。邊區政府收購鴉片後，在新華化學工廠等處將其加工成熟鴉片，之後售往國統區或日偽占領區。

在中共鴉片種植和貿易中，軍隊參與是典型特徵。中共軍頭朱德、賀龍、王震等都是主事者。

朱德早在雲南任憲兵司令兼昆明警察廳長期間，就致力於走私鴉片賺錢。國民黨將領李文彬當過朱德的部下，晚年在臺灣接受口述史訪問時指出：「朱德喜抽大煙，做鴉片買賣，當我住阿迷縣時，朱曾來信要我派人護送鴉片至河口，因系老長官，無法推阻；而河口瘴氣甚重，兵士有三人病死。」延安時代，朱德名義上是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共第二號人物，大權在握，重拾老本行，自不在話下。

賀龍更是積極支持部下的鴉片生意，當軍方與地方政府就此發生利益衝突時，他每次都拚命護短。因為他性情凶暴，地方政府通常敢怒而不敢言。1942年8月24日下午，邊區政府財政廳副廳長霍維德率領禁煙督察隊到綏德義和鎮「督征特產兼查緝私貨」，「區政府即向督察隊報告，說龍國華在義和鎮私販煙土」。龍國華為留守兵團供給部管理科長，當時督察隊在其住處（出差住處）搜出鴉片30兩。

龍國華態度強橫，拒絕接受檢查，與督察隊相持不下，先謾罵進而相互毆打。事後，龍國華在給賀龍等兵團領導遞交的報告中說，督察隊「以殘酷手段對待革命同志，實有違黨中央之政策」。賀龍出面為之脫罪，此事遂不了了之。

王震的359旅，在南泥灣最大的功勞，不是種植農作物而是種植鴉片。為了種植鴉片，部隊透過「管理處」，特別向老百姓「調劑」了幾千畝川地。幾千畝川地都是種鴉片的上等田地，如果沒有總司令朱德的明確指示，很難想像359旅旅長王震敢擅自在開墾南泥灣的同時，如此大規模涉足鴉片種植。該部隊不僅在1942年「自產特產」，其後數年中也一直在販賣鴉片。359旅所屬大光商店因販賣鴉片還與子長縣政府發生糾紛，把邊區軍隊、政府最高領導都牽扯進去。

王震飛揚跋扈，地方政府對359旅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蕭軍在日記中記載，延安召開第一次文藝座談會次日，蕭軍見到王震，王震向其訴說如何自力更生，用「煙土」換老牛吃肉，改善部隊伙食。蕭軍「不免感動」，並對這個鐵路燒火工人出身的高級軍官刮目相看，大讚其聰明過人、切實有為。

數年後，王震奉命鎮守新疆，仿效左宗棠的鐵血手腕，大肆屠殺回族、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再數年後（1989年），王震力主屠殺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市民，「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太平」這句話就出於王震之口。從販賣鴉片到殺人，僅一步之遙。

文革之後，王震成為國家副主席、「八大元老」之一，其子女壟斷中共的軍火貿易，各個富可敵國。父輩販賣鴉片，後人販賣軍火，中共的紅色家族真可謂是「江山代有才人出」。

[金大班]

延安的「革命鴉片」︰毛澤東的秘密武器
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711017.pdf

[金大班]

林輝：鴉片與中共的成立發展與壯大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8/1/n9484164.htm

你知道嗎？鴉片大煙救活了共產黨
https://www.ntdtv.com/b5/2017/03/05/a1314420.html

[ 本帖最後由 金大班 於 2020-3-14 11:16 編輯 ]

[金大班]

台灣有一個特藏室 珍藏中共種鴉片不抗日史料
http://www.rfi.fr/tw/%E4%B8%AD%E5%9C%8B/...2%E6%96%99

台灣中華民國法務部調查局特藏室珍藏着一批關乎中共黨史的特殊資料，這批涉及中共的一手資料共有一萬7156冊，包括“中共叛亂”、抗日戰爭與建政後的書刊、布告、信函等史料，有些資料中共自己所存甚少，台灣獨家。

中共建政後，延安成了“革命聖地”，現在，延安梁家河也成了習近平如何從當地插隊成長為中共領導人的聖地，經常組織人去“朝拜”，其實，中共當年在延安的歷史根本不像後來所說的那麼光彩。

根據中央社15日報道，特藏室收藏當年中央政府緝毒團調查陝甘寧邊區所轄各縣種植鴉片的面積書冊，內容詳細到每個鎮約100畝，一個縣500畝，還詳細解釋了鴉片的由來與去向。

例如罌粟花怎麼取得，根據這份調查，當時中共為了獲得種子曾跟日軍勾結，然後再自己培養逐步擴大種植面積。

根據資料，中共在邊區為壯大實力，向農民收購鴉片用的是自行發行的“邊幣”償付，轉運到外地販售時收取的是“法幣”。

從當年搜集的許多資料看，中共當年所謂對日抗戰採取的是“七二一方針”，國民政府極少搜集到中共與日軍交戰的報告，中共主要的活動幾乎都是在販售鴉片換取法幣，收集各式戰略物資以擴充軍力。

特藏室收藏着毛澤東親筆詩詞孤本，以及對日抗戰三階段論與中共對日“七二一方針”等歷史原件。被國軍策反的中共18集團軍軍官李法卿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期間之整個陰謀』一書中披露，毛澤東朱德在講話中說，“中日戰爭是共產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要利用抗日，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這就是“七二一方針”的親眼親耳見證實錄。

據報道，當年邊區的“後勤支援”，意味着沒有跟日軍作戰，主業是種毒販毒，這也是毛澤東後來多次會見日本人時主動表示感謝日本侵華的主因。戰爭讓共產黨得以喘息並壯大，最終拿法幣跟戰略資源去收拾國民黨軍隊。

中央社引述研究人員指出，毛澤東利用對日抗戰，加上種毒、販毒、搜集法幣與購買物資，八年時間從一千多人發展到十六萬人軍隊，抗戰八年，國民黨越打越累，最後還要跟中共打內戰，這是國民黨失去大陸政權的原因之一。

[李老公]

加拿大記者新書踢爆： 中國在加進行洗錢、販毒、滲透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543749


加拿大記者庫柏在新書踢爆中國在加進行洗錢、販毒、滲透。（擷自推特）

加拿大調查記者庫柏（Sam Cooper）在新書「有意無視：毒品走私販、商業大亨和中共特務如何聯手滲透西方」（Wilful Blindness: How a Network of Narcos, Tycoons and CCP Agents Infiltrated the West，暫譯）中指出，他在追查賭場洗錢時，發現加國毒品走私組織、香港三合會和中國共產黨的聯繫，披露這個國際犯罪網路如何滲透和利用民主國家牟利，許多人卻視而不見。

庫柏2017年開始調查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賭場活動後，發現內部的洗錢資金被用來炒高溫哥華的房價及進行毒品走私，當地執法官員卻在政治人物施壓下束手無策。其中，許多涉及相關活動的人士，正是常與中國駐溫華哥領事館官員互動、也經常與加國政治人物往來的一群人。他指出，中共希望控制海外中國人，以便在各國施展影響力，中共中央統戰部就是承擔任務的一方。

在新書發表會上，與會的前加國駐中大使伯頓（Charles Burton）直言，加國情報單位多年前就示警，中國官員和當地的毒品和博弈活動有關，卻被當成耳邊風；該書掌握的許多證據就可顯示，中國政府的遊說者深入各個領域，使得加國政治體系逐漸腐敗，「大多數是退休的政治人物、企業和法律專家，他們直接或間接獲得中方的好處，從而施壓渥太華當局勿推出『外國影響力透明法』等可能損及中國利益的政策。」

他進一步解釋，中國政府實際上是「國家、軍事、安全、產業」的複合體，中共中央統戰部的本質就是，引導非共產資源支持中共的利益，「所有中國大陸的機構，不論隸屬政府、中共或所謂非政府組織，都聽命於中共，且彼此合作擴大中共利益」，而西方各國的問題就在於，並不了解中國和中共這種本質。

庫柏還在書中提到，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在中國傳播時，他曾報導中共統戰部要求加國各地及其他國家的海外中國人，大量蒐集個人防護裝備（PPE）並寄回中國，但隨後就被冠上「種族主義者」汙名，要求他撤回「假新聞」。他表示，所有報導都基於事實、證據和中國官員直接說法；北京試圖控制及利用海外中國人的說法，也獲得眾多情報報告和書籍認證，「不難分辨出這些活動中都有北京的影子。」

出席新書發表會的加拿大「香港之友」組織發言人李艾薇（Ivy Li）補充道，中國勢力在加國擴張，不僅導致當地治安惡化、房價攀升，更讓民眾活在恐懼中，因為凡批評中國當局或華人社區亂象，就會被貼上種族歧視標籤，而某些加國政治人物和社區領袖竟也反過來為中國當局喉舌。

[李老公]

中國共產黨 中共販毒!

专栏 | 夜话中南海：罂粟种植和鸦片贸易是中共抗战时代发展壮大的经济基础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ye...52020.html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上次节目刊登和播出的《“没有大烟土就没有共产党”是千真万确》,在文学城转载的标题是《红太阳下的罂粟花：“没有大烟土就没有共产党”》。网友铿锵猪在文章之后发表的评论内容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王震继续发扬南泥湾革命传统，在他所辖的新疆兵团栽种罂粟，取名100号。我姐姐所在的农四师栽种鸦片还要表现好的职工，我姐因为遭到诬陷与五类分子一同出入，在她的日记中曾哀叹“收100号也不让我去”。1972年我到新疆兵团去看她，对种鸦片事很吃惊，让她带我们去看罂粟田，我妹妹还在罂粟花丛中照了一张相。另外我的朋友在石河子农八师长大，上小学时劳动课就是摘罂粟果。

网友isherpa 的评论中也说：这不是谣言，凤凰卫视采访过一位前八机部副部长，他是习仲勋的老战友，问及在延安“大生产”种的是什么？这位老同志脱口而出：种鸦片。本来安排的连续采访后来就中止了，这位老干部不久去世了。

当然，除了类似于如上内容的评论，指责笔者和自由亚洲电台“造谣“的评论也有不少，笔者在这里奉劝这些评论的作者上网阅读一下洪振快先生发表于《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的文章《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

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笔者强烈推荐的洪先生的这篇文章，当年是发表在习仲勋亲笔题词夸赞“办得好”的一份杂志上，而且发表时间是2013年8月。也就是习近平发表了他那篇臭名昭著的“八一九讲话”的当月。

人们应该都还记得2012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刚刚接班的时候，仍还有许多自由派人士对他心存幻想----虽然他在此之前到重庆力挺薄煕来“唱红打黑”的言行事实上已经证明了他“不像习仲勋的儿子，更像毛泽东的孙子”。而令大多数自由派人士终于彻底认清他习近平甚至比毛泽东更毛泽东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他上台不满一年即发布的“八一九讲话”。

习近平在他的这份通篇都是毛泽东式阶级斗争语言的“八一九讲话”中号令说：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报刊杂志、讲台论坛、会议会场、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舞台剧场等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对造谣生事的，必须依法查处，不能像《三岔口》里那样摸着黑打来打去，也决不能让这些人在那里舒舒服服造谣生事、浑水摸鱼、煽风点火、信口雌黄。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也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

请各位读者和听众注意，中共武汉当局去年在新冠疫情初起时对李文亮等八名“造谣者”进行了“依法处置”所依据的“法”，都是源自于习近平的如上最高指示。

所以，假如洪振快先生当时公开发表的《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一文中哪怕有半点经不起史实推敲的内容，中共宣传机构早就会奉习近平之命进行大肆批判了。

用“万维博客老高”的话说：洪振快用这篇长文配有原始档案影印件，文中提供了众多资料出处，文章发表时正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言论管制逐步转严、杂志风声鹤唳之际，若不是再三核对和权衡风险，确保资料来源万无一失，断不敢发表揭中共老祖宗疮疤的文章。

洪先生这篇文章的首页就先是贴出陕西省档案馆藏的“龙国华案档案”来证明如下内容的千真万确。

小标题为“‘特货’即鸦片”的文章内容中写道 ：（中共元老之一）谢觉哉在日记中多处提到中共在延安时期经营“特货”、“种某物”等。“特货”就是鸦片，证据如下：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公开年版的《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290页中清楚记载：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用“特货”指代鸦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在贵州从事鸦片生意18年的商人伍效高，回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就说到“续办特货。······代理······鸦片购销业务”。当时鸦片商人以“特货”指代鸦片，经营鸦片的商行被称为“特商”，鸦片税也叫“特税”。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撰的《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以下简称《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38－454页记载：特货以“两”为单位，且价值奇高。按1942年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该年12月，小米一斗为125元（边币），而特货一两是1400元。这意味着，特货一两，值小米11.2斗，特货一斤，值小米5376斤。

延安时期，粮食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只军队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两。”以此标准计算，只需约1000斤特货即可解决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的一年的口粮问题。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公开出版的史志诚主编的《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以下简称《禁毒史料》）第255－261页中记载：当年（延安的） 军队走私鸦片产生的纠纷案中也提供“特货”即是鸦片的信息。

1942年8月24日下午，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率领禁烟督察队到绥德义和镇“督征特产兼查缉私货”，“区政府即向督察队报告，当时并说龙国华在义和镇私贩烟土”。龙国华为留守兵团供给部管理科长，当时在其住处（出差住店）搜出鸦片30两。龙国华态度强横，拒绝接受检察，与督察队先谩骂进而相互殴打。事后，11月12日，留守兵团组织部写信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被搜出的鸦片不是龙国华的。龙国华在给贺龙等兵团领导递交的报告中说，督察队“将店内收（搜）出之特货，诬认为我所购”，同时还告了霍维德一状，说他“以残酷手段对待革命同志，实有违党中央之政策”，要求为自己清洗耻辱。林伯渠收到材料，转给了财政厅。在这个事件中，“特货”、“鸦片”、“烟土”是同义词，清楚显示“特货”就是鸦片。

笔者在此提示，这里说的“留守兵团“即延安时代的“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成立当年12月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详见百度词条）
《禁毒史料》第137页记载了中共当时的内部秘密文件透露的情况。

1943年8月1日，中共延属地委发布了一个秘密通知，由时任延属地委书记张邦英、代专员王震、延属分区专员兼延安市市长曹力如联合签署。“秘密通知”多次提到“烟苗”、“烟户”，要求：“（一）立即深入的调查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以便有计划的进行没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二）在没收时，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此秘密通知中提到了“特货”，显示“特货”即是“烟苗”的出产品。其要求第四点说：“各县现存之特货，无论旧存或新收均立即送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隐瞒，也不得在下边出卖，续收到的，应随时送来论价出卖。”“通知”最后强调“以上办法，只作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

两年多前我们本专栏曾刊登和播出《习近平以毛著<别了，司徒雷登>指导对美贸易战？》一文，其中介绍了被习近平要求“活学活用”的首篇毛选文章笃定是毛泽东1949年8月发表的《别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文。文中狂妄宣称：“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此文刊登并被多家网媒转载后，一位当时刚刚从中国内地出来参加女儿毕业典礼的中共退休干部告诉笔者，中美贸易战开始后，除了《别了，司徒雷登》，还有毛泽东当年的《论持久战》等，都是习近平在政治局学习会上指定的“每个政治局的同志都要认真重温，深刻领会”的毛著内容之一，而且还要求在日后新的学习会上逐一向他习近平汇报“学习心得”。

也就是在这次学习会之前 ，习近平趁在黑龙江国营农场考察之机，重新提起了中国人民早已经久违了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并称其为“我党的南泥湾精神”。

其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口号是毛泽东在中共夺取整个中国大陆政权之后 提出的，不过确实也是源自于“南泥湾精神“，即当时的毛泽东被王震请到南泥湾视察前后时常挂在嘴边上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而读罢洪振快先生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的《“特产”贸易及其在边区财政中的地位》一文的第二部分《“特产”贸易及其在边区财政中的地位》之后，就不难发现，这 “丰衣足食”目标的实现几乎一半靠的是从抢夺和贩售大烟，再到直接由八路军内部形成种植，加工和贩售鸦片一条龙作业的所谓“大生产和边区贸易”。

按照《财经史料》第六册相关内容的记载，抗战爆发后，各种原因导致中共地方割据政权，即所谓“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

那么这个困难是怎么渡过的呢？一个办法是向当地百姓征公粮。第二个办法是全面开展“特产”——鸦片贸易。

1948年2月18日，当时的中共地方割据政权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西北财经办事处，公布了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其中对陕甘宁边区1941年起的财政困难和因此需要进行更大规模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简洁、清晰的概述。说是1941年 “虽然勉强叫各级党政军人员没受冻馁，但是人民的负担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机关部队斫公树，拆庙宇，毁钟，挖墓，在各县成为一时的浪潮，至于烧酒贩毒等违法行为，更是司空见惯”。

“一九四一年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因为库空如洗不敢确定统筹统支的方针，愁煞了当时的财政当局。元旦那天，财厅长亲自带人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

显然，这里的“肥皂”不是普通肥皂，否则如何能成了“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又为下半年的财政打下雄厚的基础，八月后新‘货’收起，再加下半年税收增加，各机关部队继续从事生产自给，这样就勉强的渡过了一九四二年。这一年特产收入近一亿四千万元，占（中共“边区”政权）全部岁入40%······由于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所谓“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就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详细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

[ 本帖最後由 李老公 於 2021-8-27 13:39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