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失信人名單影響兒子上大學 浙江漢欠款兩年一日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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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饒先生因向銀行貸款20萬元後，未依約履行還款義務，被蒼南農商銀行訴至蒼南法院。判決生效後，饒先生等人依然拒不履行生效判決。
去年7月，經申請人申請，饒先生等人被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限制高消費。但即便如此，饒先生依然沒有去還錢。
今年7月，饒先生的兒子的高考考上了北京某知名大學。正當一家人沉浸在「金榜題名」的喜悅之中，該大學的一個電話卻讓饒先生猶如遭遇晴天霹靂：「我校在資格審查時發現您存在失信行為，請立即處理，否則我校將不予錄取您的孩子。」
饒先生現看到兒子三年努力，可能因為自己的失信行為化為泡影，他後悔不已。他馬上聯繫了蒼南農商銀行，迅速還清20萬。然後饒先生急切地給蒼南法院執行法官王作洲打去電話，「執行局王法官嗎？我已經把欠蒼南農商銀行的款全部還上了，還請儘快將我從失信名單中刪除！」
據稱，蒼南縣法院推行
「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父母失信，子女受限」，執行信息化建設，加快執行聯動機制建設，積極通過新媒體等網路平台公佈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截至今年6月30日，蒼南縣法院已將3897名自然人及396名法人實行被執行人錄入最高院失信黑名單。
不止監控自家人，中國「社會信用系統」黑手伸向外國企業！澳洲學者：干預其他國家主權
http://www.storm.mg/article/455148
中國近日大規模實施的社會信用體系， 以大數據資料庫對公民和企業的行為進行全面監控並加以評分，澳洲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中心」28日發表報告，更警告社會信用評等制度這種「歐威爾式的監控工具」，不只在中國境內發揮作用，也已對外國企業造成制約效果，其超越國界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本篇報告名為《社會信用：技術增強的威權控制帶來了全球性後果》（Social Credit: Technology-enhanced Authoritarian Control with Global Consequences），由澳洲戰略政策研究中心（ASPI）的國際網路政策中心（ICPC）發布，作者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指出，社會信用系統使得外國企業須確保行為符合中共當局的政治偏好，「可能直接對其他國家的主權造成干預」。而中國近來頻頻對外國航空公司施壓，要求將台灣標註為中國的一部分，便是社會信用制度「外擴」的最佳例證。霍夫曼表示，在這些案例中，中國政府特別以社會信用制度施壓，迫使國際航空公司在對台灣的認知上，必須採用中共版本的「真相」。
社會信用制度 外國企業也被列管
監控中國公民行動的社會信用制度，為什麼也會對外企造成影響？霍夫曼進一步解釋，自今年1月起，所有持中國營業執照的公司，按照新的註冊要求都被納入了社會信用體系中，並得到一個18位數的「統一社會信用代碼」（unified social credit code），外國企業也不例外。透過這個ID號碼，中國政府得以追蹤所有企業，並上報違規行為到「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在6月30日之後，這個系統將進一步囊括非政府組織、工會的資訊。
霍夫曼告訴澳洲《衛報》：「如果這些公司還想繼續在中國營運，那麼它們別無選擇」。目前為止對於企業的制裁皆為罰款形式，日本無印良品（Muji）因為在銷售產品上將台灣列為國家，違反中國廣告法中「禁止損害國家尊嚴或利益」的規定，在5月被罰款20萬人民幣（約合新台幣93萬元），但由於這筆違規紀錄已經被登錄到系統中，未來還可能引發其他地方政府的進一步罰款。
目前尚未得知外國企業是否有辦法取得自己在社會信用紀錄中的訊息，外國公民也無法了解自家企業是否因而做出妥協或改變。日前宣布將在官網把台灣列入中國地區的澳洲航空（Qantas），則並未對此做出評論。有鑑於外國勢力對於國內民主的干涉，澳洲國會正在審查由總理騰博（Malcolm Turnbull）推出的《外國影響和透明度計畫法案》、《國家安全法修正案》（又稱間諜和外國影響法案）、《選舉法修正案》（又稱選舉資金改革法案）3項法案， 更特別點名中國，表示澳洲媒體近年對中共影響力滲透澳洲社會的報導，令他感到不安。
社會信用系統 每個人都被打分數
在2014年，中國國務院發布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目標在2020年前，讓全國13.5億的人口全面受制於社會信用體系下， 從商業行為、社會行為及互聯網行為等面向，為每個公民的社會信用予以評分。經過4年的建設， 社會信用體系已在多個城市試點，無所不在的監視器結合先進的人臉辨識、人工智慧技術，使人們的一舉一動都成為被記錄的資訊。
在信用系統的大數據資料庫中，收集了個人的政治立場、犯罪紀錄、交友圈、購物習慣等各方面的行為紀錄，作為綜合計算信用評分的指標，評分結果對個人的影響涵蓋就業、子女就學，甚至置產的權利，但評分的具體機制仍不得而知。中國政府認為社會信用體系能提升行政效率並鼓勵公民的道德行為，但反對者則批評，這只會成為威權國家進行社會監控與政治鎮壓的工具。
加拿大《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1月報導，曾因舉報高官貪腐消息，在2013年遭當局依「誹謗」罪羈押近一年的中國記者劉虎，於2017年初發現自己被列入社會信用體系的黑名單，無法貸款、購屋，甚至搭不了飛機。劉虎受訪時說：「沒有任何官方通知，就這樣切斷我原本享有的一切權利，更可怕的是，我完全束手無策、無處申訴」。根據中共國家發改委的資訊，光在2017年，就有615萬人被列入黑名單，而從今年5月1日開始， 信用系統在中國鐵路、航空、海關全面實施，一旦被列入「失信人」名單，將受到半年禁搭火車或一年禁搭飛機不等的限制。
雖然社會信用體系使得如劉虎一般的異議人士蒙受不公待遇，但昆士蘭大學（Queensland University）的研究員曾靖（Meg Jing Zeng）仍對此系統抱有樂觀態度：政府官員也可能因貪腐行為被列入黑名單。根據中國官媒《人民日報》的報導，在2017年12月有超過1千1百名官員位於限制名單內。
但霍夫曼認為，只要外國企業持續遵守中國的規範，最終中國政府的要求會內化為企業的自我審查。對於公眾而言，這樣的變化會使得中國共產黨的敘事成為主流的「真相」，其餘的視角和證據將被邊緣化，影響的不只是中國國民，更遍及國際企業，以及其他國家的公民。民主國家的政府應該主動出擊，對抗社會信用體系造成的外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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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KT120 於 2018-9-4 01:44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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