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3-2022, 11:32 AM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 控方指調查顯示該會為外國代理人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2082...2_001.html
已解散的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及4名前常委，被指拒絕向國安處提供組織活動的相關資料，被控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被告梁錦威及陳多偉早前相繼認罪，被判囚3個月，餘下3人包括鄒幸彤、鄧岳君及徐漢光不認罪，案件由7月中在西九龍法院開審，控方今天(23日)開始傳召證人作供。據證人引述國安處的調查顯示，相信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故要求該會提交資料。
受審的3名被告包括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37歲，大律師）、前常委鄧岳君（53歲、無業）和徐漢光（72歲、退休人士），他們被控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指他們在2021年9月8日，作為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送達通知，而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
國安處署理高級警司洪毅作供，他首先閲讀一份有關支聯會的調查報告，報告內容主要關於支聯會的背景、在香港的活動、與其相關的6個組織及1個獨立人士、以及國安處的分析，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便發出通知要求支聯會及相關人士提交資料。辯方盤問洪之前，自行作代表的鄒幸彤指，控方基於公眾利益豁免權（PII）而不在庭上讀出該份報告，也不向辯方提供該報告，影響辯方盤問，甚至整個審訊的公平性。控方於索取指示後，認為可以披露部分原本涵蓋在PII的內容，主任裁判官羅德泉終將案件押後至周四再訊，當天早上先閉門處理控方更改PII內容的單方面申請，預計下午可繼續傳召證人。
案件編號：WKCC 3633/2021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 法官要求控方提交更多證據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87589
已解散的支聯會去年拒應警方國安處要求交出資料，前副主席鄒幸彤及四名常委被控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其中三人不認罪，案件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審理。
前支聯會常委徐漢光、鄧岳君到西九龍裁判法院，因其他案件正服刑的鄒幸彤則由囚車押送。
控方指，根據國安處調查報告，支聯會曾與外國政治組織聯繫，而該組織曾鼓吹港獨，要求外國制裁中國等。
鄒幸彤在庭上親自答辯指，受到公眾利益豁免權限制，調查報告很多資料都被遮蓋，她不知道支聯會被指與甚麼外國政治組織聯繫，亦不知道所涉及的活動，在缺乏資料下難以反駁控方，導致審訊不公。裁判官羅德泉要求控方提交更多資料，證明合理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拒交資料案 控方稱支聯會與6組職有聯繫 鄒幸彤批文件隱資料無從盤問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7%A4%BE...4%E5%95%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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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國安處去年指有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引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5，要求7名支聯會常委提交資料被拒。已解散的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等5人被控「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3人不認罪，今（23日）於西九龍法院續審。控方傳召負責調查的國安處署理高級警司作供，稱支聯會與6個組織及一人有聯繫，合理相信是外國代理人。
惟鄒幸彤及辯方律師批評，控方所引文件涉「公眾利益豁免權（PII）」而被大幅隱去，被告無從得知控方案情的證據，亦無法就此作盤問；在無法確保公平審訊下，辯方或要中止聆訊。控方一度稱已披露足夠資料，惟裁判官稱控方須至少證警方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控方終決定重新審視相關資料可披露的程度，案件將於周四（25日）上午進行只有控方及裁判官的一對一閉門聆訊，以覆核早前的 PII 申請，審訊當日下午續。
案件由《國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處理，控方代表為署理副刑事檢控專員（特別職務）周天行。鄧岳君由大律師黃俊嘉代表，徐漢光由資深大律師戴啟思代表，鄒幸彤則沒有法律代表。鄒幸彤今身穿軍綠色外套、手持一杯水入庭，有旁聽人士向她說「早晨幸彤」，鄒獲准使用最後一排律師桌。
國安處查支聯會與6組織聯繫、庭上無披露身分
控辯雙方早前爭議，辯方能否挑戰涉案通知書的合法性，及控方須否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羅德泉早前裁定辯方能挑戰通知書合法性，惟控方毋須證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案件押至今續審，正式傳召證人。
負責調查支聯會的國安處署理高級警司洪毅作供，表示去年7月25日，同袍向他提交有關支聯會的調查報告，內附支聯會的背景、進行過的活動、與其他6個組織及1名人士的聯繫，並分析能否向其行使附表5下要求外國代理人提供資料的權力。不過庭上無透露該些組織和人士的身分。
警方其後索取法律意見，認為有足夠基礎向支聯會發通知書要求提供資料。洪遂於8月24日向警務處處長發信，表示合理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有需要要求提供資料以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安罪行，獲處長授權。他同日向保安局局長發信獲批准，並在通知書上蓋印，於8月25日向支聯會7名常委送達。
鄒幸彤批報告大幅被隱去 難以盤問
由於控方稱相關文件涉「公眾利益豁免權（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PII）」，羅德泉曾裁定全部披露會嚴重影響國家安全，批准隱去（redact）受查人資料等部分內容才披露。庭上周天行只是讀出報告部分段落編號和句子，以及警方對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的結論，但沒有提及具體證據，警員均同意。
主問完畢後，鄒幸彤提出質疑，指相關報告和文件「大幅被隱去（heavily redacted）」，辯方不可能就沒有披露的內容作盤問和另作調查，對被告不公平：「我們現在要基於大幅被隱去的段落，甚至不是完整句子的文件來盤問證人，我們怎麼能恰當地進行盤問？」她又指，不是要求披露整份報告或針對其他組織的資料，但控方應至少披露與支聯會相關的段落，以證警方有合理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通知書是合法送達。
官稱隱去內容非證據、鄒幸彤稱支聯會外國代理人身分與案有關
羅德泉表示，被隱去的部分並非本案呈堂證據，而且支聯會是否外國代理人亦已被裁定不是本案控罪元素。但鄒幸彤不同意，認為即使控方不須證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此議題仍屬本案的事實爭議，與通知書合法性和合憲性的議題相關。
她舉例，法庭早前裁定外國代理人身分是執法部門「行政決定的結論」，故辯方絕對有權挑戰支聯會被視為外國代理人是當局的「行政結論」，抑或「沒有任何事實基礎的政治指控」；而法庭裁定可挑戰通知書的合法性，當中亦涉發出通知的決定有否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警方何以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鄒又指，會爭議通知書錯誤要求並非外國代理人的組織提供資料，是侵害人們最根本的權利。
辯方稱欠資料不可能公平審訊 或須中止司法程序
大律師黃俊嘉舉例，若支聯會被指控與某港獨組織有連繫，辯方當然可證明該組織並非支持港獨，控方亦須說明其指控。但現時欠缺被隱去的資料，辯方不可能作出有意義和公平的抗辯，以挑戰警方對支聯會的懷疑是否合理。他指，在沒有所需的資料下，被告不可能有公平審訊，唯一結果是辯方須申請中止司法程序，或控方須考慮是否繼續本案。資深大律師戴啟思也認為，若情況持續，控方須重整其案情。
控方稱被告有足夠資料抗辯 辯方：控方有舉證責任
周天行回應，裁判官在考慮批准隱去部分文件時，已考慮會爭議通知書的合法性，故亦考慮了現時情況。他認為，現時雖有部分調查報告內容被隱去，包括外國組織的身分，但仍有提及支聯會與其他組織的連繫，認為內容足以讓辯方抗辯，「看不到辯方盤問警方的困難」。
惟大律師黃俊嘉反駁，在公平審訊中，被告是無罪假定，控方有舉證責任，須證明有合理理由相信才向支聯會發通知書，「而不是反過來說辯方有權挑戰」，「刑事程序不是玩捉迷藏」。
官稱控方至少須證「合理相信是外國代理人」 控方休庭考慮
羅德泉其後引報告內容，當中沒有披露組織身分，僅以編號代替，如提到「組織2」支持對中國制裁，「組織4」支持港獨，又指該組織於2019年反修例運動仍在香港分部活動，支聯會亦曾接受其資助。他指控方毋須提及組織名字，但至少要提供證明它是政治組織，及證人為何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他又多次強調，警方的判斷「一定有某些基礎」。
羅又指，就 PII 裁決時已表示並非最終決定，如有需要，雙方仍可就此作爭議。控方稱需時再檢視證據，以決定如何處理被隱去的部分，押後至下午3時再訊。
控方稱需時重新審視可披露資料 周四再閉門訊
下午休庭回來，周天行表示，由於文件中除支聯會外涉其他組織的資料均受 PII 遮蓋，考慮到辯方的關注，需時重新審視相關資料能再披露至何種程度。他強調，過程要非常小心處理，一方面需確保不影響進行中的調查以及警方的專業判斷，另一方面要平衡辯方利益。他又指，控方立場是證人證供已足夠證明對支聯會有合理懷疑，但仍嘗試回應辯方要求 。
案件最終押後至周四（25日）早上進行控方與裁判官的一對一閉門審訊（ex-parte hearing），以就早前的 PII 申請作覆核，決定控方須披露的資料。同日下午會繼續餘下審訊，預計洪毅會繼續接受盤問，另外拘捕鄒幸彤的警員亦將作供。
懲教一度不准鄒幸彤留庭與控辯商討
另外，控辯雙方今早需就供詞作商討，周天行提議休庭與鄒幸彤和辯方律師一同討論，惟在場懲教人員稱要到下面的囚室會面。周天行不止一次提出，能否讓鄒在懲教看守下留在庭上直接參與討論，不過在場女懲教人員稱「我哋要問返下面主管」，獲羅德泉批准索取指示。
女懲教約5分鐘後返回法庭，向羅德泉報告「上頭通知一定要落去下面」。周天行面有難色，再問可否在庭上討論，稱上次也獲容許，惟羅德泉僅稱「他們負責保安，這是他們的專業判斷」。辯方律師再提出，法律代表與被告會面時不被允許使用電子設備，現場懲教人員確認，又指如果望攜帶電子設備要再請示。
女懲教人員離去後約5分鐘，帶了另一名男懲教到庭，他終表示若裁判官同意，可容許鄒幸彤在庭上與控辯雙方會面，至於使用電子設備的問題，亦稱「法官閣下如果你同意的話我都係同意」。法庭續休庭讓雙方在庭上會面。
據「實施細則」附表5條文，警務處處長如合理地相信為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安罪行而有所需要，可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藉向某「外國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其在指定期限內，按指定方式向警務處處長提供其在香港的活動；資產、收入、收入來源及開支；及成員的個人資料。而沒有遵從該通知的規定即屬犯罪。
案中5名被告為：鄒幸彤（36歲，大律師）、鄧岳君（53歲，無業）、梁錦威（36歲，葵青區議員）、陳多偉（57歲，貨車司機）和徐漢光（72歲，退休）。
控罪指他們違反《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第3(3)(b)條，於去年9月8日，作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上述《國安法》條例，送達通知，但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其中梁錦威和陳多偉認罪，判囚3個月，梁已刑滿出獄。
辯方曾多次要求控方披露支聯會是哪個外國政府或組織的代理人，惟遭裁判官拒絕。
案件編號：WKCC363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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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散的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及4名前常委，被指拒絕向國安處提供組織活動的相關資料，被控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被告梁錦威及陳多偉早前相繼認罪，被判囚3個月，餘下3人包括鄒幸彤、鄧岳君及徐漢光不認罪，案件由7月中在西九龍法院開審，控方今天(23日)開始傳召證人作供。據證人引述國安處的調查顯示，相信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故要求該會提交資料。
受審的3名被告包括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37歲，大律師）、前常委鄧岳君（53歲、無業）和徐漢光（72歲、退休人士），他們被控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指他們在2021年9月8日，作為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送達通知，而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
國安處署理高級警司洪毅作供，他首先閲讀一份有關支聯會的調查報告，報告內容主要關於支聯會的背景、在香港的活動、與其相關的6個組織及1個獨立人士、以及國安處的分析，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便發出通知要求支聯會及相關人士提交資料。辯方盤問洪之前，自行作代表的鄒幸彤指，控方基於公眾利益豁免權（PII）而不在庭上讀出該份報告，也不向辯方提供該報告，影響辯方盤問，甚至整個審訊的公平性。控方於索取指示後，認為可以披露部分原本涵蓋在PII的內容，主任裁判官羅德泉終將案件押後至周四再訊，當天早上先閉門處理控方更改PII內容的單方面申請，預計下午可繼續傳召證人。
案件編號：WKCC 3633/2021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 法官要求控方提交更多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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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散的支聯會去年拒應警方國安處要求交出資料，前副主席鄒幸彤及四名常委被控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其中三人不認罪，案件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審理。
前支聯會常委徐漢光、鄧岳君到西九龍裁判法院，因其他案件正服刑的鄒幸彤則由囚車押送。
控方指，根據國安處調查報告，支聯會曾與外國政治組織聯繫，而該組織曾鼓吹港獨，要求外國制裁中國等。
鄒幸彤在庭上親自答辯指，受到公眾利益豁免權限制，調查報告很多資料都被遮蓋，她不知道支聯會被指與甚麼外國政治組織聯繫，亦不知道所涉及的活動，在缺乏資料下難以反駁控方，導致審訊不公。裁判官羅德泉要求控方提交更多資料，證明合理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拒交資料案 控方稱支聯會與6組職有聯繫 鄒幸彤批文件隱資料無從盤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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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國安處去年指有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引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5，要求7名支聯會常委提交資料被拒。已解散的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等5人被控「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3人不認罪，今（23日）於西九龍法院續審。控方傳召負責調查的國安處署理高級警司作供，稱支聯會與6個組織及一人有聯繫，合理相信是外國代理人。
惟鄒幸彤及辯方律師批評，控方所引文件涉「公眾利益豁免權（PII）」而被大幅隱去，被告無從得知控方案情的證據，亦無法就此作盤問；在無法確保公平審訊下，辯方或要中止聆訊。控方一度稱已披露足夠資料，惟裁判官稱控方須至少證警方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控方終決定重新審視相關資料可披露的程度，案件將於周四（25日）上午進行只有控方及裁判官的一對一閉門聆訊，以覆核早前的 PII 申請，審訊當日下午續。
案件由《國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處理，控方代表為署理副刑事檢控專員（特別職務）周天行。鄧岳君由大律師黃俊嘉代表，徐漢光由資深大律師戴啟思代表，鄒幸彤則沒有法律代表。鄒幸彤今身穿軍綠色外套、手持一杯水入庭，有旁聽人士向她說「早晨幸彤」，鄒獲准使用最後一排律師桌。
國安處查支聯會與6組織聯繫、庭上無披露身分
控辯雙方早前爭議，辯方能否挑戰涉案通知書的合法性，及控方須否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羅德泉早前裁定辯方能挑戰通知書合法性，惟控方毋須證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案件押至今續審，正式傳召證人。
負責調查支聯會的國安處署理高級警司洪毅作供，表示去年7月25日，同袍向他提交有關支聯會的調查報告，內附支聯會的背景、進行過的活動、與其他6個組織及1名人士的聯繫，並分析能否向其行使附表5下要求外國代理人提供資料的權力。不過庭上無透露該些組織和人士的身分。
警方其後索取法律意見，認為有足夠基礎向支聯會發通知書要求提供資料。洪遂於8月24日向警務處處長發信，表示合理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有需要要求提供資料以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安罪行，獲處長授權。他同日向保安局局長發信獲批准，並在通知書上蓋印，於8月25日向支聯會7名常委送達。
鄒幸彤批報告大幅被隱去 難以盤問
由於控方稱相關文件涉「公眾利益豁免權（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PII）」，羅德泉曾裁定全部披露會嚴重影響國家安全，批准隱去（redact）受查人資料等部分內容才披露。庭上周天行只是讀出報告部分段落編號和句子，以及警方對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的結論，但沒有提及具體證據，警員均同意。
主問完畢後，鄒幸彤提出質疑，指相關報告和文件「大幅被隱去（heavily redacted）」，辯方不可能就沒有披露的內容作盤問和另作調查，對被告不公平：「我們現在要基於大幅被隱去的段落，甚至不是完整句子的文件來盤問證人，我們怎麼能恰當地進行盤問？」她又指，不是要求披露整份報告或針對其他組織的資料，但控方應至少披露與支聯會相關的段落，以證警方有合理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通知書是合法送達。
官稱隱去內容非證據、鄒幸彤稱支聯會外國代理人身分與案有關
羅德泉表示，被隱去的部分並非本案呈堂證據，而且支聯會是否外國代理人亦已被裁定不是本案控罪元素。但鄒幸彤不同意，認為即使控方不須證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此議題仍屬本案的事實爭議，與通知書合法性和合憲性的議題相關。
她舉例，法庭早前裁定外國代理人身分是執法部門「行政決定的結論」，故辯方絕對有權挑戰支聯會被視為外國代理人是當局的「行政結論」，抑或「沒有任何事實基礎的政治指控」；而法庭裁定可挑戰通知書的合法性，當中亦涉發出通知的決定有否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警方何以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鄒又指，會爭議通知書錯誤要求並非外國代理人的組織提供資料，是侵害人們最根本的權利。
辯方稱欠資料不可能公平審訊 或須中止司法程序
大律師黃俊嘉舉例，若支聯會被指控與某港獨組織有連繫，辯方當然可證明該組織並非支持港獨，控方亦須說明其指控。但現時欠缺被隱去的資料，辯方不可能作出有意義和公平的抗辯，以挑戰警方對支聯會的懷疑是否合理。他指，在沒有所需的資料下，被告不可能有公平審訊，唯一結果是辯方須申請中止司法程序，或控方須考慮是否繼續本案。資深大律師戴啟思也認為，若情況持續，控方須重整其案情。
控方稱被告有足夠資料抗辯 辯方：控方有舉證責任
周天行回應，裁判官在考慮批准隱去部分文件時，已考慮會爭議通知書的合法性，故亦考慮了現時情況。他認為，現時雖有部分調查報告內容被隱去，包括外國組織的身分，但仍有提及支聯會與其他組織的連繫，認為內容足以讓辯方抗辯，「看不到辯方盤問警方的困難」。
惟大律師黃俊嘉反駁，在公平審訊中，被告是無罪假定，控方有舉證責任，須證明有合理理由相信才向支聯會發通知書，「而不是反過來說辯方有權挑戰」，「刑事程序不是玩捉迷藏」。
官稱控方至少須證「合理相信是外國代理人」 控方休庭考慮
羅德泉其後引報告內容，當中沒有披露組織身分，僅以編號代替，如提到「組織2」支持對中國制裁，「組織4」支持港獨，又指該組織於2019年反修例運動仍在香港分部活動，支聯會亦曾接受其資助。他指控方毋須提及組織名字，但至少要提供證明它是政治組織，及證人為何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他又多次強調，警方的判斷「一定有某些基礎」。
羅又指，就 PII 裁決時已表示並非最終決定，如有需要，雙方仍可就此作爭議。控方稱需時再檢視證據，以決定如何處理被隱去的部分，押後至下午3時再訊。
控方稱需時重新審視可披露資料 周四再閉門訊
下午休庭回來，周天行表示，由於文件中除支聯會外涉其他組織的資料均受 PII 遮蓋，考慮到辯方的關注，需時重新審視相關資料能再披露至何種程度。他強調，過程要非常小心處理，一方面需確保不影響進行中的調查以及警方的專業判斷，另一方面要平衡辯方利益。他又指，控方立場是證人證供已足夠證明對支聯會有合理懷疑，但仍嘗試回應辯方要求 。
案件最終押後至周四（25日）早上進行控方與裁判官的一對一閉門審訊（ex-parte hearing），以就早前的 PII 申請作覆核，決定控方須披露的資料。同日下午會繼續餘下審訊，預計洪毅會繼續接受盤問，另外拘捕鄒幸彤的警員亦將作供。
懲教一度不准鄒幸彤留庭與控辯商討
另外，控辯雙方今早需就供詞作商討，周天行提議休庭與鄒幸彤和辯方律師一同討論，惟在場懲教人員稱要到下面的囚室會面。周天行不止一次提出，能否讓鄒在懲教看守下留在庭上直接參與討論，不過在場女懲教人員稱「我哋要問返下面主管」，獲羅德泉批准索取指示。
女懲教約5分鐘後返回法庭，向羅德泉報告「上頭通知一定要落去下面」。周天行面有難色，再問可否在庭上討論，稱上次也獲容許，惟羅德泉僅稱「他們負責保安，這是他們的專業判斷」。辯方律師再提出，法律代表與被告會面時不被允許使用電子設備，現場懲教人員確認，又指如果望攜帶電子設備要再請示。
女懲教人員離去後約5分鐘，帶了另一名男懲教到庭，他終表示若裁判官同意，可容許鄒幸彤在庭上與控辯雙方會面，至於使用電子設備的問題，亦稱「法官閣下如果你同意的話我都係同意」。法庭續休庭讓雙方在庭上會面。
據「實施細則」附表5條文，警務處處長如合理地相信為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安罪行而有所需要，可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藉向某「外國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其在指定期限內，按指定方式向警務處處長提供其在香港的活動；資產、收入、收入來源及開支；及成員的個人資料。而沒有遵從該通知的規定即屬犯罪。
案中5名被告為：鄒幸彤（36歲，大律師）、鄧岳君（53歲，無業）、梁錦威（36歲，葵青區議員）、陳多偉（57歲，貨車司機）和徐漢光（72歲，退休）。
控罪指他們違反《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第3(3)(b)條，於去年9月8日，作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上述《國安法》條例，送達通知，但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其中梁錦威和陳多偉認罪，判囚3個月，梁已刑滿出獄。
辯方曾多次要求控方披露支聯會是哪個外國政府或組織的代理人，惟遭裁判官拒絕。
案件編號：WKCC3633/2021